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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世民被尊為天可汗的第二年，大唐三藏法師玄奘歷盡千辛萬苦抵達印度，入住摩揭陀王國（Magadha）的那爛陀寺（Nālandā，梵語，以下無另注者皆同）。這座恆河以南的寺廟是佛教的最高學府，高僧雲集，學科齊全，師生人數常達萬眾。年輕的玄奘以此為據點訪師參學，譽滿印度僧俗兩界以後，才帶著一腔熱血和滿腹經綸回到祖國。
開明的太宗皇帝隆重地接待了他，儘管玄奘出國違反了他的禁令。帝國政府還為法師的譯經活動提供了種種方便和大力支援。作為在印度被尊為“大乘天”和“解脫天”的得道高僧，玄奘譯出的當然都是真經。他和弟子窺基共同創立的法相宗唯識論，在他看來當然也是真理。
然而怎麼樣呢？
沒過多久就被忘得一乾二淨。
被遺忘幾乎是必然的，因為他們那一套理論實在太專業也太難懂。僅僅阿賴耶識（Alayavijnāna）這樣一個根本無法意譯的名詞，便足以嚇退許多人。就連“外境非有，內識非無”這樣最淺顯的道理，對芸芸眾生也是丈二和尚，更不用說高等數學般的論證過程。何況就算弄懂“三界唯心，萬法唯識”的道理又能如何？能立地成佛麼？不能。
那就不學也罷。
中國人從來就是講實用的，包括太宗皇帝。他首先想到的是勸玄奘還俗為官，然後才考慮到支援翻譯佛經也許有利於樹立帝國的正面形象。不過他更贊成法師將自己西行的所見所聞口述記錄下來。那樣一部《大唐西域記》在未來可能的戰爭中，說不定會起到軍事地圖的作用。[1]
民眾則是另一種心態。他們萬人空巷地歡迎玄奘法師回到長安，無非是要親眼目睹這位傳奇人物的風采，就像爭先恐後去聽愛因斯坦演講的貴婦人，關心的只是能否收集到講課時扔下的粉筆頭。相對論也好，唯識論也罷，其實並沒有多少人真正感興趣，也沒有多少人能夠聽得懂。
沒奈何，不被理解的玄奘只好主要靠《西遊記》，次要地靠《大唐西域記》活在歷史上和人們心中。他視為生命的唯識論被舊話重提，要到辛亥革命之後。[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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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元627年（唐貞觀元年）8月，玄奘從長安出發。公元631年秋，玄奘終於到達嚮往已久的摩揭陀國那爛陀寺，那已是他離開長安的第五年。
興旺起來的，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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