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憶，還不如說是夢想的虛構：我對歐洲沒有真實的記憶。我有的，只是一個在伊斯坦布林度過一生的人對歐洲的夢想和幻覺。七歲時，我在日內瓦度過一個夏天，當時父親在那裡當工程師。同名的日內瓦泉四周，聳立著許多人家，我們的住房就坐落其中。我生平第一次聽到了教堂的鐘聲，但並未覺得自己融入了歐洲，而是覺得自己來到了基督教的世界。我滿懷驚訝和崇敬地走上歐洲街頭，就像那些在菸草行業掙到錢，再拿到歐洲去揮霍的土耳其人，也像眾多去歐洲尋求政治、經濟避難的另外一些土耳其人。但是，我可能不習慣這種高度的自由，所以，對在商店櫥窗裡、電影院裡、人們的臉上、城市的街道上所看到的東西，我沒什麼記憶。那無非是第一次對想像中的未來投去的匆匆一瞥而已。對於像我這樣的人來說，歐洲之所以有趣，僅在於它是對將來的想像。還有，它是一種威脅。
很多生活在歐洲邊緣的知識分子，對於這種將來都有執迷的關注。因為我也是其中之一，所以我能夠在伊斯坦布林的書商那裡，發現有索列爾的歷史書在出售。一百三十年前，陀思妥耶夫斯基在一家俄國報紙上發表文章談到了他對歐洲的印象。他問道：“那些讀報紙雜誌的俄國人，還有誰對歐洲的瞭解不比對俄國的瞭解強兩倍？”然後，他又半是憤怒，半是嘲諷地加上一句，“實際上，我們對歐洲的瞭解要強十倍，我只說‘兩倍’，是不想冒犯他人。”對很多生活在歐洲邊緣的知識分子來說，這種對歐洲倍感困惑的興趣，是一個可以追溯到數世紀前的傳統。在有些人看來，陀思妥耶夫斯基的過激言辭會冒犯他人，而另外有人卻把過激言辭看成是一種自然、不可或缺的過程。這兩種不同看法的爭執，孕育了一種文學。它時而乖張易怒，時而具有哲學性或諷刺性。讓我最感到親切的，正是這種文學，而不是歐洲、亞洲偉大的傳統。
我們這種傳統的第一原則，是每個人都必須選定立場。關於歐洲的爭論，在土耳其由來已久，到1996年又重新激烈起來。此時，穆斯林繁榮黨已經進入聯合政府。而每一輪新的爭執，一開始都在試圖對歐洲夢幻中的美好形象以及噩夢般的醜陋形象加以界定和拋棄。每個人，不管他是自由主義者還是伊斯蘭教主義者，是社會主義者還是社會名流，在這件事情上都有話可說。而關於我們應該討論哪一個歐洲——人道主義歐洲、種族主義歐洲、民主歐洲、基督教的歐洲、技術的歐洲、富裕的歐洲、尊重人權的歐洲，我則聽到了太多警告。這使我覺得，自己像一個厭倦了餐桌旁的宗教討論、索性放棄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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