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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我大學本科讀的是中文系，但是當時的系主任王靜芝先生每一年在新生入學的時候，都會耳提面命、諄諄訓教：堅持讓所有的同學都要習慣改口，稱本系為“國文系”，而不是“中文系”。因為後一個稱呼，是像稱謂英文、日文、德文、法文一般地將自己國家所使用的語文客體化了。
然而，在靜芝老師眼中天經地義的道理，幾十年後的青年學子就顯然遲疑得多，他們甚至會認為：不過就是語文學習，有那麼不能客觀之必要嗎？
對於文化傳承欲振乏力的憂慮和感慨，靜芝老師是有先見之明的。在他親授的大一“國學導讀”的課，他罕見地說過一次課外閒話。話題，就是二十世紀七十年代初期的一次特考，距離上課當時，不外幾度春秋的光景。昔年外交人員特考的作文題目是：“誦詩三百；授之以政，不達；使於四方，不能專對；雖多，亦奚以為？”
這個題目出自《論語·子路》，翻譯成白話，意思說的是：“即使能夠熟讀《詩經》三百首，而若是授予他政務，卻沒有能力處理；派他出使外國，也不能單獨做主應對，雖然讀過的詩那麼多，又有什麼用呢？”靜芝老師還苦笑著說：“要是放在今天來考，外交部門大概一個人也招不到。”
“專對”，一個日常上的罕用詞；專，是“專征伐”的“專”。發動對於某一諸侯國的戰爭行動，原本是周天子的特權。然而，當週天子積弱，或者是某一諸侯擁有了可以和周天子相抗禮的國力、聲望之時，天子會不得已地將征伐的權柄出讓給這諸侯，故稱“專征伐”——而“專對”，則是奉命出使他國的大夫，也必須在不得凡事請命的異國談判環境限制之下，擁有獨立判斷、做出主張的能力。
特考命題如此，大約是希望一個有志於斡旋涉外事務知情人應該有能力發表其“專對”的主張。跟外人談判，畢竟不是語言溝通順利與否就能完事的。談判者對於自身立場所應堅守的權益必須有極為深刻的理解，以及極為堅定的信念。靜芝老師於是說了一個清代末年的外交故事。
甲午戰爭之後，清朝對東洋的開放，勢有不得不加劇的迫切之感。每一次談判都令那些科舉出身的大老鉅公們頭痛不已，因為他們不知道“在國際上，我們應該擁有多少人格”？
當是時，對日開放蘇州租借區的談判就是一個例子。日本人要求在蘇州開設商埠，這是不得已的事，問題在於開放什麼地段讓日本人經營——或者說盤踞。當時，日方的談判代表叫珍田舍己，珍田銜命來蘇，目的是要取蘇州閶門以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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