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袁世凱年少時倚吳長慶駐朝鮮而有了出身，便一步一步利用長官、父執、同僚甚至敵君敵臣之間互不瞭解以及互不信任的心理背景攫取最大的利益。說他出賣了吳長慶，好結交李鴻章；又出賣了李鴻章，好結交慶親王奕劻……都還算是好聽的。
在這一條轆轤連軸的出賣之路上叱吒風雲，到頭來居然還當了八十三天皇帝，畢竟是令人感到不可思議之事。但是，行險僥倖之徒，總會落在明眼人面前。民國元年十一月廿一日創刊的《少年中國》週刊上就登了著名新聞記者黃遠庸的一篇分析稿，歷數“袁政府對矇事失敗之十大罪”——這也是文章的篇名，其中有幾句千古確評，當時尚無他人及見：“考其大因，尤其當局者，但知顧全權勢，不為國家謀根本之解決。”“凡己之地位，稍有妨礙，雖犧牲政策在所不顧，一若國家可亡，而吾地位不可不保。”
同樣刊載於《少年中國》週刊，還有一篇《遁甲術專門之袁總統》，黃遠庸大約是第一個公開撰文，以辛辣的諷刺直截指陳袁世凱無意遵守“臨時約法”的人：“其實雄才大略之袁公，四通八達，綽綽乎遊刃有餘。受任未及朞年，而大權一一在握，約法上之種種限制之不足以羈縻袁公，猶之吾國小說家所言習遁甲術者，雖身受縛勒，而先生指天畫地念念有詞，周身繩索蜿蜒盡解，此真箝袁者所不及料。”
袁世凱早年在朝鮮兩面用勢，以清廷之軍事力量壓制韓人，復挾日、俄等國之外交攻勢掉回頭來對朝廷凸顯其地位，終至架空吳長慶，成為直接掌握朝鮮宮廷的黑手——當時他才二十多歲。我們也可以這麼說：袁世凱是先做了李朝的太上皇，磨練出日後回頭幹中華皇帝的志氣。
在韓國漢城大學奎章閣中保留了大量的“談草”——這一類的文書是早年中、日、韓等漢字文化圈的各種交流所必備的，是當事人會面、交談的第一手資料，且未經任何他人轉譯、潤飾、修改，我們僅僅從其中幾個記錄下來的片段便可以明白，袁世凱在朝鮮幹了些什麼樣的差事。
之所以會有這一批“談草”，主要的原因是吳長慶在這一年（光緒八年，1882）以浙江提督、幫辦山東軍務的職銜，率兵進入朝鮮，目的是前來鎮壓陰曆五月間由於連續十三個月沒有領到糧餉而譁變的朝鮮京城營兵。在清廷——包括李鴻章和吳長慶看來——朝鮮人自家鬧兵變的危險並不是推翻李朝政權，而是會引來其他鄰近國家的干涉。在有心發憤革新的朝鮮人而言，這卻正是一個勵精圖治的大好機會。
在這一點上，袁世凱比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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