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義，所關心的反而是更簡明、切近的實用之學——在生活中能夠應用的文字知識。
在他看來，當前的文史教養不外兩端，一是“優孟學”，一是“盲瞽學”。所謂“優孟”，還算是文雅的貶詞，意思就是說：在傳統的老師宿儒教導之下，孩童不過是模仿唐、宋諸大家的腔調，咿唔鸚鵡，摭拾之無，到頭來還是求媚於王公權貴的一種文字。
對於新文學所寄生的新媒介，蔡東藩也沒有好評。他對民國以後“入塾六七年，自謂能作三五百字文”的學生又是如何議論的呢？“實則舉報紙拉雜之詞，及道聽途說之語，掇拾成篇，毫無心得。”這就是所謂的“盲瞽之學”——換言之，也就是街頭走唱賣藝之流亞而已。
蔡東藩的《歷朝通俗演義》始自《清史通俗演義》，根據其孫蔡福源的追記，這部書在一開始與會文堂新記書局洽談出版的時候曾經“多次遭到奚落和嘲諷”，似乎與當時文化界的兩股思想主流有關。
蔡福源的論證是以兩個蔡東藩身側之人的看法作骨幹的：一個叫李馬鑑的鄰居，是滿清遺老，主張此書應該“為君主制度招魂”；另一個叫沈幼貢的友人則希望這本書能夠達到“反清復明”、彰顯民族鬥爭旗號的鮮明目的。
而蔡東藩所拈出的疑惑卻遠遠高出這意識形態的惡鬥，他的用語簡潔有力，直指開啟歷史糾結的“角觿”，其實在於能否追問“失政”的關鍵，而非滿足讀史者的情感：“夫使清室而果無失德也，則垂治億萬年斯可矣，何至鄂軍一起，清社即墟？然苟如近時之燕書郢說，則罪且浮於秦政、隋煬；秦、隋不數載即亡，寧於滿清而獨永命、顧傳至二百數十年之久歟？”
在蔡東藩筆下，寫作“演義”這件事猶如“書史”。他不但要逼問歷史發展的真相，還於周章敘事之間，一步一步地設問：往來成今古，因果究何如？而這種說故事的態度與方法，當然不是蘭臺令史、司馬世家之屬，而是滿眼看著三家村裡跑來蹦去的塾童，思慮其當知、當問、當思、當辨之事而開出的書寫之路，迥異於千秋以來的史家！其偉大處，偏在於這個創世之見。
一切若是為了教育，則歷史應該如何呈現？這個思維完全扭轉了傳統民族教育以完足正確史觀為目的的作法。再說得淺顯些：當懷抱著《幼學故事瓊林》的寫作動機面對歷史之際，書史者所念茲在茲的不只是表象之事實，還有經不起追問的因果。
如何說明蔡東藩的“演義”不是說故事，更是翻檢故事的肌理，透析情節的骨髓，使之成為民國教育之一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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