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個純粹的境界。藝術不僅包含靈魂，也包含現實，包括知識分子的擔當意識，杜甫就體現出這種擔當的意識。也正因為有了這種知識分子的擔當，才會給李白的追求創造一種曠達的、靈魂層面的自由，提供一種公共空間和一種時間可能性，他們倆是這樣的一種互補關係。話說回來，正是因為我們在杜甫的詩中看見了太多的愁苦、疾苦，在很多情況下無法擺脫束縛，所以才希望在李白的精神層面上肆無忌憚地豪放，因而我也更喜歡李白的詩。
裘小玉：我一方面喜歡李白的詩歌，因為他的青春氣息和豐富的想象力；另一方面我更喜歡杜甫這個人，因為他更關心民間疾苦，關懷社會現實，希望幫助最底層的弱勢群體，發出自己的聲音。
餘秋雨：你們的簡單表述讓我更加確信，審美爭論比觀點爭論更有意思。照理，審美爭論是很難成立的，因為審美沒有是非。但是，任何民族對於自己精神家園的最佳風景，總會有難分軒輊的徘徊和猶豫。因此所謂審美爭論其實不是爭論，是同行者們充滿享受的徘徊和猶豫。
請相信：一往情深是一種審美狀態，徘徊和猶豫則是一種更富足的審美狀態。
我們在李白和杜甫之間的徘徊和猶豫，首先是因為那是一道巨大歷史裂口兩邊的壯麗圖紋。這道裂口，就是發生在公元755年的“安史之亂”。這道裂口，不僅把唐朝一折為二，而且也把整個中國古代社會一折為二。
中國的歷史分期，大多以改朝換代為界。這當然是一種方便，但也是一種偷懶。改朝換代未必改變社會性質，如果只看外相，還要現代的歷史學家幹什麼？為此，我覺得陳寅恪先生真是一位優秀的歷史學家，他把發生在唐代中期的這一事件作為全部中國古代史的最重要分界，實在是看到了骨子裡。朝代還是唐代，皇家還是姓李，但一切都變了。好像上天也要向人間強調這條分界，故意安排一個李白、一個杜甫來描繪分界。他們是最重要的兩個詩人，分別站在最重要的分界線兩邊，兩番“最重要”才互相匹配。
站在這條分界線前面的，是李白。安史之亂之後他還寫詩，但最重要的詩作已經完成。而杜甫的光彩，則主要展現在安史之亂以後。一個是充滿歡樂的高歌挺進，一個是飽含誠懇的沉鬱蒼涼。這兩番神情，正是歷史的分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