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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苦旅》、《山居筆記》、《霜冷長河》等書籍的每一篇稿子，都將透過這個信箱出現在海內外讀者面前。那天下午當然毫無這種預感，我只在離開時用手指彈了一下信箱，看是鐵皮的，還是木頭的。
巴金、肖珊夫婦客氣地送我們到大門口。他們的笑容，在夕陽的映照下讓人難忘。
我們走出一程，那門才悄悄關上。盛鍾健老師隨即對我說：“這麼和藹可親的人，該說話的時候還很勇敢。去年在上海文代會上的一個發言，直到今天還受到非難。”
“什麼發言？”我問。
“你可以到圖書館找來讀一讀。”盛老師說。
當天晚上我就在圖書館閱覽室裡找到了這個發言。
發言中有這樣一段話——
我有點害怕那些一手拿框框、一手捏棍子到處找毛病的人，固然我不會看見棍子就縮回頭，但是棍子挨多了，腦筋會震壞的。碰上了他們，麻煩就多了。我不是在開玩笑。在我們社會里有這樣一種人，人數很少，你平時看不見他們，也不知道他們在幹什麼，但是你一開口，一拿筆，他們就出現了。
他們喜歡製造簡單的框框，也滿足於自己製造出來的這些框框，更願意把人們都套在他們的框框裡頭。
倘使有人不肯鑽進他們的框框裡去，倘使別人的花園裡多開了幾種花，窗前樹上多有幾聲鳥叫，倘使他們聽見新鮮的歌聲，看到沒有見慣的文章，他們會怒火上升，高舉棍棒，來一個迎頭痛擊。……
他們人數雖少，可是他們聲勢浩大，寄稿製造輿論，他們會到處發表意見，到處寄信，到處抓別人的辮子，給別人戴帽子，然後到處亂打棍子，把有些作者整得提心吊膽，失掉了雄心壯志。
據老人們回憶，當時上海文化界的與會者，聽巴金講這段話的時候都立即肅靜，想舉手鼓掌，卻又把手掌抬起來，捂住了嘴。只有少數幾個大膽而貼心的朋友，在休息時暗暗給巴金豎大拇指，但動作很快，就把大拇指放下了。
為什麼會這樣？從具體原因看，當時上海文化界的人都從巴金的發言中立即想到了“大批判棍子”***，又知道他的後面是張春橋，張的後面是上海的市委書記柯慶施。這條線，巴金應該是知道的，所以他很勇敢。
但是，我後來在長期的實際遭遇中一次次回憶巴金的發言，才漸漸明白他的話具有更普遍的意義。一座城市在某個時間出現***、張春橋這樣的人畢竟有點偶然，但巴金的話卻不偶然，即使到中國別的城市，即使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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