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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染，獨秀於林。當我看到周圍人的慾望和黑暗被無限地開啟，喧囂得連天上的雲層都變厚了，地下的水不能喝，身邊的空氣汙濁了，我更加懷疑自己的心早已蒙羞結垢，因為無論如何我不可能比大自然更了不得。統而言之，我不信任我的心，所以我選擇用大腦來寫。
用腦寫，通俗地說是把小說當做一門手藝活來做。1944年，博爾赫斯透過給一本小說集命名的方式宣稱：小說是手工藝品。這讓不少小說家們心驚膽戰，一時間遭到各路豪傑的無情怦擊。是啊，感天動地的小說——心靈藝術——怎麼可能是手工藝品呢？事實上，我敢肯定，博爾赫斯自己也不會這麼認為的，他所以這麼說只是一種態度，是對小說家們日漸疏離技藝的一種質疑，一種不滿，一種嘲笑，一種呼喚。說到底，把小說說成手工藝品，是對小說的一種退到底線的說法，是對小說家註定應該遵守的紀律的強調。我們應該承認，我們的小說已經變得越來越平庸、弱智，缺乏教養，我們很在乎寫作速度，卻不在乎筆下人物的長相、口音、身份，更不要說人事變遷的邏輯道德和心理座標了。我記得李敬澤曾諷刺我們小說家都是地鐵司機，只管一路狂奔，把人拉到目的地了事。他認為小說家應該是三輪車伕，一路騎來，叮噹作響，吆五喝六，客主迎風而坐，左右四顧，風土人情，世態俗相，可見可聞，可感可知。我用腦寫，就是想當一個三輪車伕，把各條路線和客主的需求研究透，然後儘可能以一種服人的實證精神，給客主留下一段真實的記憶。把假的說成真的，這是我們小說家的基本功，也是我們想讓小說可能承載其他意涵的物質基礎。如果這個“基礎”是假的，破的，你往裡面裝最救命的東西最終都是要漏掉的，更何況今天的看客似乎?不需要救贖，起碼是不願意被蠻橫地救贖。我認為，我們不少小說對讀者的態度是有些粗暴和蠻橫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