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隨著時間的流逝，我們在回想讀過的作家時，總會回到過去的世界，即我們在初讀那些作家時所認識的世界。我們會重新想起他們最初在我們心裡激起的渴望。如果我們喜歡某個作家，那並不是因為他把我們引入了一個至今縈繞我們心頭的世界，而是因為，他在某種程度上使我們成為現在的模樣。加繆，像陀思妥耶夫斯基和博爾赫斯一樣，對我來說，都屬於那種必讀的作家。這種作家的文章會把人帶到一個有待填充意義的地帶，而且它暗示出，一切含有形而上學意圖的文學作品都像人生一樣具有無限的可能性。這些作家，如果你在年輕時懷著理性的希望讀他們的作品，你就會受到激勵，寫出同樣出色的作品。
我讀加繆的作品，是在接觸陀思妥耶夫斯基和博爾赫斯的作品之前。當時我十八歲，在我父親，一個建築工程師的影響下，讀了這本書。20世紀50年代，伽利瑪出版公司接二連三出版加繆的書籍。我父親如果不能在巴黎親自買書，他就會安排人把書送往伊斯坦布林。在仔細地讀完這些書之後，他還很樂於談論這些作家。儘管他一次又一次地嘗試用我能理解的語言來講述“荒誕哲學”，但還是直到很久以後，我才明白為什麼“荒誕哲學”讓他如此著迷：這種哲學並非來自於西方的偉大城市或其引人注目的建築、紀念碑及房屋，而是來自於一個如同我們國家一樣，部分現代化、部分伊斯蘭、部分地中海的邊緣化世界。加繆的《局外人》（The Stranger）和《鼠疫》（Plague）以及其他很多短篇小說，都發生在他童年生活的地方，而他對陽光燦爛的街道和花園所作的細緻動人的描寫，則既不屬於東方也不屬於西方。加繆是一個文學上的傳奇：我父親深深折服於他的早期盛名，而加繆的死也讓父親感到無比震驚。據說依然年輕英俊的加繆死於一次交通事故——各家報紙都熱衷於將其稱為“荒誕”事故。
像其他人一樣，我父親在加繆的文章裡找到了青春的光環。現在我也有這種感覺，雖然青春的光環這一說法如今能反映的東西，已經超出了作者的時代和世界觀。現在，我再讀他的作品時，彷彿覺得加繆書中的歐洲還是一個富有朝氣、一切皆有可能的地方，彷彿它的文化還沒有分裂，彷彿透過對物質世界的思辨，你就基本上可以看清它的本質。這一點反映了戰後的樂觀主義，就像獲勝的法國要重申它在世界文化上，特別是在文學方面的中心地位。對於世界其他國家的知識分子來說，戰後的法國是一個難以企及的理想，這不僅是因為它文學的偉大，還因為其歷史的偉大。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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