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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適的而又不能迴避的話題。我提及這些例子是為了讓你們記住，因為人生充滿艱難和挑戰，我們對周圍人們的習慣和價值觀保持強烈且合法的興趣。我們興趣的來源絕不是文學。（這個興趣也激發我們熱衷於閒談，喜歡打聽不脛而走的最新傳言。）小說對性格的高度強調就源自這種完全合乎常情的興趣。事實上，在過去的一百五十年中，這種興趣在小說中佔據的空間要比它在實際生活中佔據的空間更大。有時候，這種興趣變得過於放縱，甚至過於庸俗。
對荷馬來講，人物性格是一個既定的屬性，一種從不更改的根本品質。奧德賽儘管偶爾會害怕和猶豫，但總是心胸博大的。相反地，對於17世紀的土耳其遊記作家艾弗里亞·賽勒比，對於同一時期許多別的作家，人們的性格就是所到城市的自然狀態，類似於當地的氣候、水土、地形。比如，他會一口氣指出，特拉布宗的氣候是多雨的，當地男人則性格粗獷，而且當地女人也是這樣的性格。今天，我們會對一個城市所有的居民具有相同性格特徵的觀念簡單地一笑了之。但是，我們不要忘記，被無數人閱讀且相信的報紙的占星欄目，其所根據的本土觀念依然認為在同一時間前後出生的人們具有同樣的性格。
我和許多其他人一樣相信莎士比亞對我們現代虛構人物概念的形成負有責任。現代虛構人物起先出現在各種型別的文學作品裡，後來成熟於19世紀的小說之中。
莎士比亞特別是莎士比亞評論幫助虛構人物從其數世紀之久的定義—單一基本屬性的化身、一維的角色、其本質是歷史的和象徵的（儘管莫里哀才華橫溢，其戲劇《吝嗇鬼》的主人公總是並且只能是一個吝嗇鬼）— 之中解放出來，將之轉化為受矛盾的慾望和狀況塑造的複雜存在。陀思妥耶夫斯基對人性的理解完美展現了我們現代關於人類的各種見解— 一組無法被縮約為任何其他事物的複雜品質。然而，在陀思妥耶夫斯基筆下“人物性格”相比於生活的其他方面顯得越來越強烈，越來越具有決定意義；它主宰了小說，留下了不可磨滅的印記。我們閱讀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小說，是為了理解主人公，而不是為了理解生活本身。閱讀和討論《卡拉馬佐夫兄弟》這一真正偉大的小說，透過三個親兄弟和他們同父異母的弟弟，變成一場關於四類人、四類性格典型的討論。就像席勒沉思天真的和感傷的性格典型，我們在閱讀陀思妥耶夫斯基的時候完全投入其中。但同時我們在想：生活並非完全這樣。19世紀的小說家們受到針對自然法則的科學發現以及後來實證主義哲學的影響，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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