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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西方媒體眾口一詞，這個數字在西方也就成為了事實。
由於過度放牧，造成達爾富爾地區土地沙漠化，但是豐富的石油和礦產資源的爭奪，是達爾富爾危機的起源。人道主義危機爆發後，外國公司紛紛撤離達爾富爾，中石油這樣的巨無霸中國企業乘機而入，再加上中國與蘇丹的傳統關係，中國在西方媒體中成為了替罪羊。達爾富爾人道主義危機在西方已經沸沸揚揚了幾年，可是在中國的媒體上幾乎看不到相關的資訊，直到斯皮爾伯格的突然辭任，其實他已經承受了很長時間的壓力，普通的中國人才開始知道達爾富爾。北京奧運會自然成為了西方一些人權組織的目標，他們宣稱要在奧運會期間組織一個多達十萬人的達爾富爾代表團，在八月的北京舉行一系列的抗議活動。
就在中國人開始意識到達爾富爾問題的嚴重性時，三月中旬拉薩爆發了騷亂，接著四月時祥雲火炬傳遞在巴黎被搶，在舊金山臨時改道。也是四月，藏青會主席在接受義大利《晚郵報》採訪時，公然宣稱要在北京奧運會期間製造人體炸彈事件。
中國人突然意識到奧運會期間安全可能更加重要，在此之前的很多中國人認為恐怖活動只會發生在美國和歐洲，或者中東和南亞的部分地區，現在突然感到恐怖活動的腳步向我們走來了。七月二十一日昆明公交車爆炸案和八月四日喀什襲警案發出了這樣的訊號，恐怖活動不只是外來的，也會是本土的。
我的幾個外地的朋友取消了奧運期間來北京的計劃，幾個北京的朋友帶著家人去外地度假。出於奧運會期間的安全考慮，中國加強了保安措施，同時也收緊了簽證，西方媒體批評其是“高築簽證壁壘”。中國人應該理解斯皮爾伯格的苦衷，西方也應該理解中國的苦衷，沒有一個國家一個城市願意這樣做：奧運會期間天上的飛機裡乘客不多，地上的賓館裡人影寥寥。可是為了安全，只能這樣。如果奧運會期間出現意外的傷亡，既是中國的不幸，也是世界的不幸。國外和國內的旅行社先後取消機票和賓館的預訂，於是就有了我在飛往北京的航班上人少的感受，我知道賓館的入住率也是多年來最低的。一些產生汙染的工廠臨時關閉，建築工地也臨時停工，很多民工選擇回家；為了保證北京的空氣質量，汽車限行的政策也在七月二十日推出。
這兩天我走在北京的街道上，感到車輛比以往的夏天明顯減少，行人也比以往的夏天明顯減少，七年來中國人期待中的奧運街頭情景應該不是這樣。我在想，我也許要在北京度過七年來最安靜的一個夏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