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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的名聲。伍博純本人於國音統一問題原無半點興趣，然而，和他共同籌組“通俗教育用品製造所”的一個朋友（其實是個生意人）卻提醒他：你若不趁此機會北上找些達官貴人籌款，“咱們也通俗不下去了！”
這可是一語驚醒夢中人。伍博純一到北京，便展開了密集的拜會和宣傳活動——包括舉辦當時北方各界都很喜歡舉辦的“討論會”。
民主之於近代中國之第一啟迪便是“講話”！許多人也許就是受到了一場慷慨激昂的公開演說之刺激，搖身一變成為拋頭顱、灑熱血之革命追隨者；反過來說，也有人不惜以頭顱熱血之拋灑為代價，換取一場慷慨激昂的公開演說之機會。人們著迷於演說、熱愛著演說，也對於在演說中能夠掌握修辭、發揮情采、辯理清明、思致綿阡者，產生無比的崇敬。籌款募捐，往往也要靠這一套。在奔走演講了幾個月之後，人們對於伍博純有了相當深刻的印象：“他真會講！”
伍博純卻在預定南返的前一天大量嘔血，十二年前的舊疾復發，不得已，被送進了一家日本人開設的“川田醫院”診治。不過上海通俗教育總會方面所關心的是“經費無著，勢將解體”，以及“盼速南旋，以維殘局”。等到徐氏帶著六歲的兒子來到北京見他之時，雙方都知道這是最後一面了。民國以來第一個主張社會教育的先知就因肺結核死在北京，享年三十四歲。
前揭“社會居然有教育，國民永不忘先生”雖然是一副知名的輓聯，但是所言不確——大部分的人在不到一百年間就忘記了伍博純，倒是另一副他的同鄉胡均的輓聯寫得悽惻而準確：“事不可為，賈生以是憂憤；語乃成讖，李賀畢竟嘔心。”——伍博純北京行前的確說過：這一趟若是募不成款，就來給我送葬罷。果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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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關伍博純其人一生之言行，我在一九七九年十月初草成此稿，在當時臺靜農先生所親授的“治學方法”課程中提出口頭報告。那是我進入研究所之後第一篇與課業有關的文字。臺老上課的風範獨特，他並不怎麼講授治學應該用些什麼方法，大部分的時候，他老人家就是閒說些從晚清到民國之間“老輩兒學人”家長裡短的小故事，特別側重於表現在那學人文章之中讀書和擬題的習慣。
我的報告稿原本沒有什麼學術價值，因為從那時候起，我就不怎麼會寫學術文章，會以伍博純為題目，根本是因為靜芝老師給的那一本《稼青叢稿》就在手邊，我又看得津津有味，尤其是關於“講話”的力量那樣的論述——當我寫下：“民主之於近代中國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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