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功，為極欣幸事，又為極危險事。”
說穿了，這“極危險”三字，說的還是《史記·酈生陸賈列傳》所記載的那兩句老話：“陸生時時前說，稱《詩》《書》。高帝罵之曰：‘乃公居馬上而得之，安事《詩》《書》？’陸生曰：‘居馬上得之，寧可以馬上治之乎？’”政體雖然由專制一變而為共和，但是“事實上文盲遍全國”，而以一般的生活現況而言，根本不可能讓廣大群眾再接受正式的教育。
宣統元年（1909），學部頒佈《簡易識字學塾章程》，確立“簡易識字學塾”是專為年長失學和貧寒子弟之無力就學者設定的，有專門設計的語文課本和簡易算術，兩年畢業。第二年，光是江蘇一省就辦出一百四十九所學塾。
因為追隨蔡元培而失去大展宏圖的機會之後，伍博純並未懷憂喪志，比之於“簡易學塾”更上層樓，他在上海成立了一個“中華全國通俗教育研究會”，就設立於江蘇省教育會舊址。一同列名為發起人的不乏籍籍之士：蔡元培、宋教仁、張謇、馬相伯、林森、熊希齡、居正、吳稚暉和于右任等等皆是。
這個龐大而繁複的文明再造工程還包括了“通俗教育用品製造所”的組成。單從一件瑣事即可看出，伍博純的觀念之新穎、實踐之開明，非但在當時足可謂前不見古人，即令到了百年後的今天，亦不多見有相等器識的來者。
根據他的侄兒伍受真的回憶，說的是武昌起義前不久，伍博純忽然對伍受真說：“我很想叫你和冶白（伍博純的長女）將來都去做舞臺劇的演員。”伍受真回憶道：“他怕我不懂，又解釋著說，就是去做戲，接著問我願意不願意？我當時聽他這樣說，心中很詫異，怎麼叔父會要我們去做‘戲子’？……他又說，戲劇可以移風易俗，是推行社會教育的一大工具。”
“中華全國通俗教育研究會”在各地設有分會，經營內容包括興辦補習學校，舉辦通俗演講，創設閱報所、巡迴文庫，也成立圖書館，發行白話報，改編戲劇唱本。從今日的眼光視之，這一切都冠以“通俗”之名，似乎鄙俚不堪，難入格調；可是就當時的國情人事看來，非如此不易喚起大多數文盲的學習趣味，也不易引領成年之人在實用目的之外親近文化活動，以成風尚，以見理想。
但是就在民元、民二兩年裡，這種幾乎全靠熱心人士贊助才得以在全國十多個省份維持下來的會所，卻因為宋教仁的遇刺而停擺了。
我們今天看宋教仁遇刺案，疑雲重重。大多數人皆直指袁世凱為嗾兇行險之巨憝，也有的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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