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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算得上我理想中的咖啡館了，直到現在仍然時常幻想秋天時能夠再去。在那兒我們也喝到了“沙布瑪利諾”。還有那家頗有名氣的義大利餐館“TREVI”，就位於酒店樓下，玻璃窗大大的，服務生都是些老爺爺，這很讓我擔心。但飯菜和葡萄酒都很美味，特別是自制的提拉米蘇，連翻譯亞里桑德拉這個極愛吃甜食的地道義大利人都大叫：“太好吃了！真是讓人難忘！”最後那篇《窗外》中出現的鞋店其實就在這條街上。那個店員確實傷痕累累，但人十分開朗。在這裡，我和鈴木先生買了兩雙同款的鞋子，不過我們倆並沒有小說中的那種曖昧關係……啤酒屋也真實存在，還有那個奇妙的荷蘭人組合，他們都如此協調地融入了這恬靜的小城之中。
周邊有許多葡萄酒廠，參觀時喝到的味道碰巧不是很好，但阿根廷葡萄酒基本上口感還是不錯的。我感覺或許儲存方法有問題，或許是因為氣候原因，陳年老酒反而不如新酒。新酒價錢便宜，可以喝個痛快，味道也很不錯，事實證明基本如此。那裡還有許多智利葡萄酒。
“蜂糖水”是母親造的詞。直到現在，每逢感冒還是很想喝。那些身穿黑衣的母親（她們都已成了老奶奶）的隊伍很是讓我心痛。過去我曾看過一部半紀實性的悲劇影片《鉛筆之夜》[1]，瞭解到軍隊執政時期那些被抓走的孩子遭受到如何恐怖的拷問，又如何死去。因此，當看到他們的母親如今一方面仍在繼續悲痛的遊行，另一方面又不得不正視失去孩子的日常生活，彼此閒話家常，這讓我感到特別難受。而與此同時，生活困苦的布宜諾斯艾利斯小偷卻集合在一起，瞄準了觀看遊行的遊人。
《日晷》中提到的那家三明治屋位於三宿，作品就是在那裡構思的。當時正趕上朋友流產，靈感來源於想寫給她的信。在我印象中，傳教團是“破壞原住民生活的基督教”，而那處遺址與之前的印象有所不同，非常和諧寧靜。感覺那些傳教士都是擅長體力勞動的萬能人士，他們受到了瓜拉尼人的愛戴，大家共同營造出一處和諧的空間。這裡雖然只存在過瞬間的和平，在歷史的洪流中僅是曇花一現，但作為遺址保留下來，可謂意義深遠。
當我們涉足從一處遺址前往另一處遺址的國境線時被攔了下來，車也被持槍計程車兵沒收了，一行人在炎炎烈日下等待下一輛車。看我老有些害怕，石原先生就開玩笑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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