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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學形式。那些時日，每當我乘汽車在安納托利亞旅行，只要誰發現我是個作家，就會問我為哪家報紙工作。
我在《黑書》中創作專欄作家耶拉·薩利克時，我甚至開始像他那樣寫起了專欄文章。我最關心的，就是要確保他和許多時下著名的專欄作家不同。他和他們毫無共同之處——他們幾乎每一個都像政要一樣知名。這樣，我才可以避免受到他們這些傑出的專欄作家的影響。我最擔心的，便是與專欄作家切廷·阿爾坦（Çetin Altan）扯上關係，他頗具爭議的立場使他在過去的半個世紀裡聲名鼎沸。
最近，切廷·阿爾坦公開宣稱政府與黑手黨有染，並插手了多起謀殺事件，隨後，他被指控“侮辱政府”。在審判期間的一次調查中，他披露說，自己大概捲入了三百宗對他不利的案件。年輕時，他是我最崇拜的文學和政治英雄之一。因此，所有他入獄和釋放的日子，都被我當做最激動的時刻記錄下來，迄今記憶猶新。在身為土耳其工人黨議員時，他在國民議會上的精彩演講和強有力的專欄內容，使他失去了政治免疫力，所以，當時執政的保守黨議員在國民議會里徹底擊敗了他。
毫無疑問，國家和公眾輿論之所以對阿爾坦充滿憤怒，多半是因為冷戰時期他是蘇聯鄰國的社會主義者。再者，20世紀70年代以來，阿爾坦開始將批評的矛頭指向國家，這使人們對他的憤怒有增無減。我個人的觀點是，無論左翼還是右翼保守主義人士或民族主義者都憎恨他，因為他不去斥責土耳其的貧窮，不去斥責在政治實驗和外強幹涉等問題上，缺乏有效的政治智慧和管理手段的人，而一味地認為，國家問題的根源在於民族問題。批評自己祖國的時候，阿爾坦從不向讀者指明，所有這些譴責應該一股腦兒堆到哪些邪煞身上去，他也從不提供一夜之間就可能改變國情的妙策良方。他攻擊的目標，並非土耳其的政治制度，而是它的文化。對此阿爾坦總是目光銳利，竭盡諷刺。土耳其的風俗、土耳其人的思考方式，以及所有的裝腔作勢，被他視為民族的沉痾痼疾。阿爾坦不僅能夠用那些被激怒者的語言來寫作，而且還有辦法使他們每天都讀他的文章。由此看來，他就是個奈保爾。
但是，切廷·阿爾坦從未遭受過讓奈保爾變得如此冷漠、如此悲觀的那種痛苦。他對西方化和現代化還持有一定的樂觀態度。這就是為什麼對他來說，西方這個中心之所以給我們帶來痛苦，並不是因為我們模仿西方造成的。同理，我們之所以模仿西方，是因為它雖然給我們帶來了痛苦，但我們不能將所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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