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繪出該國土耳其裔的形象，以及他們造成的社會不安，那麼這位作家也同樣有所不足。同理，一個土耳其小說家，如果不能描繪出庫爾德人或其他少數族裔的形象，如果他忽視了該國未被言說的歷史中的黑暗內容，那麼在我看來，他也只不過是寫了些空洞的東西而已。
和很多人猜想的相反，一個小說家的政治觀與他所屬的社會、黨派和集團毫無關係，或者說，與他從事的政治事業毫無關係。一個小說家的政治觀，來自於他的想像，來自於他把自己想像成他人的能力。這種能力，使他可以探討以前無人注意到的人類真相。這使他成為那些無法表達自身利益、憤怒沒人理睬、聲音被壓制者的代言人。一個像我這樣的小說家，絕不會對政治持有年輕人的興致；如果他真有那種興致，那他的動機最終不會有多大意義。今天，我們讀陀思妥耶夫斯基的《群魔》這部最偉大的政治小說時，我們不會按照作者原本的意圖去讀。儘管他寫這部小說，是為了同俄國西化主義者和虛無主義者進行爭辯。我們讀這部作品，注重的是看它對當時俄國的反映。這本書向我們揭示了深鎖在斯拉夫靈魂中的偉大秘密。而只有小說，才能探討這樣的秘密。
很明顯，我們不能指望透過讀報紙、雜誌或者看電視來應對這種深沉的問題。我們只有透過仔細、耐心地閱讀偉大的小說，才能瞭解其他國家、其他民族的獨特歷史；才能分享困擾我們的各種獨特人生——它的深度讓我們恐懼，它的簡單讓我們震驚；才能收穫這種真理。我再補充一點：當陀思妥耶夫斯基的群魔們開始在讀者耳邊低語，告訴他紮根於歷史之中的秘密，告訴他源自傲慢和失敗、恥辱和憤怒的秘密時，他們其實也照亮了讀者自己歷史的陰暗之處。這低語者，就是絕望的作家，他對西方既愛又恨，程度相同。他無法把自己看做西方人士，但西方燦爛的文明又讓他為之目眩，他感覺自己被夾在兩個世界之間。
現在，我們就來考慮東西方的問題，記者們對這一問題極感興趣。但是，當我瞭解到這一問題在西方某些地方的新聞界具有特別含義時，我則傾向於最好不要去談它。因為它常常帶有這樣一種預設：貧窮的東方國家必須聽從西方及美國可能做出的一切提議。而且，人們還會看到這樣一種必然：在我長大成人的這種地方，其文化、生活方式和政治會激發出一些令人生厭的問題，並且會期待我這樣的作家將解答這些討厭的問題作為生存目標。當然，東西方問題的確存在，但它不應該僅僅是由西方國家發明，並強加給他人的一個惡毒、僵化的表述。東西方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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