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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pınar）。紀德在獲得諾貝爾獎時，他給共和黨親西方的報紙《共和國報》（Cumhuriyet）寫過一篇文章。我知道，你們中很多人可能沒聽說過坦皮納這個人，所以在把他的文章摘要讀給你們之前，我想對他稍加介紹。
坦皮納是一位詩人、隨筆作家和小說家，比紀德年輕三十歲。今天，他的作品被當成現代土耳其文學的經典之作。左翼人士、現代主義者、西化分子都對他評價很高。保守分子、傳統主義者和民族主義者，也對他大加讚揚。大家都把他當自己人加以擁護。坦皮納的詩歌受到瓦萊裡的影響，小說受到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影響，隨筆則受到紀德的邏輯性和缺乏節制等特點的啟發。但是，土耳其讀者，尤其是知識分子如此愛戴他，不是因為他受到了法國文學的啟發，而是因為他以同樣的熱情與奧斯曼文化緊密相連，特別是與它的詩歌和音樂密切相連，在這些人眼中，他的作品不可或缺。他對前現代文化中安寧的尊嚴和歐洲現代主義，給予了同樣密切的關注。這造成了一種迷人的緊張感——坦皮納心懷內疚帶給我們的緊張感。在這一方面，他讓我們想起另一位非歐洲作家谷崎潤一郎。這位作家也知道，他們國家的傳統和西方的緊張對立是產生痛苦的一大來源。但是和谷崎潤一郎不同，坦皮納從暴力、痛苦以及這種緊張對立所製造出來的悲痛中，找不到任何快樂，他更願意探討在兩個世界中左右為難的民族所經受的悲痛和辛酸。
現在我要引用坦皮納五十年前發表在《共和國報》上的文章：
自從戰爭結束以後，國外傳來的訊息帶給我的快樂，還沒有幾條可以和宣佈安德烈·紀德獲諾貝爾文學獎的訊息相比。這種可敬的姿態、這種當之無愧的贊禮，打消了我們的恐懼：因為它向我們證明了，歐洲仍然屹立著。
雖然歐洲被災難的風暴蹂躪過，雖然它的許多國家都被摧毀，雖然它可憐的人們仍在等待久違的和平，雖然還有八個國家的首都在他國的佔領下日益凋零，雖然法國和義大利仍然內亂不息，但是歐洲依然屹立著。
因為安德烈·紀德是那種世間罕有的人。單憑他的名字，就可以將文明最美好的方面奇蹟般地展現在我們眼前。
在戰爭時期，有兩個人經常闖進我的腦海。在那個敗落、蕭索的歐洲，在那片未來無法預測、令人絕望的黑暗中，這兩人就是我的拯救之星。第一個人就是紀德——我不知道他當時在哪——第二個就是瓦萊裡，我聽說他住在巴黎，沒有酒，沒有香菸，甚至沒有面包。
坦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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