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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政變而失敗，六君子未經審判而遭屠殺，康、梁先後出奔。梁啟超和譚嗣同意氣相約，兩人以“趙氏孤兒”故事中的程嬰與公孫杵臼相期自詡，一生一死而已。
至於為什麼是梁生而譚死，據陳敬第（叔通）所撰之《戊戌回憶》聲稱：譚嗣同之非死不可，是為了不願意拖累老父譚繼洵。其決心之切、用謀之深，甚至到閉門三天、假造乃父痛斥兒子的書信多封的地步。此舉果然奏效，當局日後果然相信譚繼洵沒有附隨其子、支援維新路線的居心。
也就在北京大肆搜捕康、梁逆黨的同時，梁啟超於八月六日進入日本使館，暫得託庇。當時日本駐清公使林權助記載了當日的情形。彼時，正在北京訪問的伊藤博文見到了倉皇出奔的梁啟超之後，說：“這是做了好事，救他吧！而且讓他逃到日本去吧！到了日本，我幫助他。梁這個青年，對於中國，是珍貴的靈魂啊！”
梁啟超抵日之前，還有漫長而驚險的旅程。原來，當他匆促逃奔天津的時候，才下火車，就被認識的人發現，甚至一路緊盯，直到子夜時分，已經登上快馬小汽船，準備登上日本兵艦之際，還遭到清廷的兵輪阻擋，以至於登船查察。領兵前來盤問的是候補道王修植，既是榮祿的親信，也是梁啟超的故人。榮祿會派遣這樣一個人追捕逃亡，顯然另有算計；其中不可告人而也瞞不過人的，當然是首鼠兩端、市恩取媚的手段。
梁啟超對於日本政客的救命之恩的感激之情，則充分騰躍於他的一首雜言古詩《去國行》裡：“……東方古稱君子國，爾來封狼逐逐，磨齒瞰西北，唇齒患難尤相通。大陸山河若破碎，巢覆完卵難為功。我來欲作秦廷七日哭，大邦猶幸非宋聾……”這幾句詩寫得哀痛！除了以申包胥自況，當然不免有藉助日本軍事力量推翻滿清的用心。而於感謝日本國的接納和保護之外，他還明白點出：中日兩國更應該攜手協心，共同防患。然而患從何來？不消說，正是詩中描述的“磨齒瞰西北”——從日本與中國並肩同契的角度看過去，西北恰是俄國。
雖然《去國行》寫來豪壯痛快，然而日本軍部對於康、梁的主張、地位和價值，卻與伊藤博文南轅北轍。軍部原本欲與清廷、甚至袁世凱本人密切交好，所以一時之間尚有“引渡叛逃罪犯回國”之議。的確也就在這樣尷尬的國際氣氛之中，康有為領了九千元“程儀”，輾轉出奔加拿大。
康、梁殊途而不歸則自此始。梁與孫中山、陳少白過從漸密，而從立憲論轉傾於革命論，亦自此始。是後，便展開了他益發激進的《清議報》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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