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功，为极欣幸事，又为极危险事。”
说穿了，这“极危险”三字，说的还是《史记·郦生陆贾列传》所记载的那两句老话：“陆生时时前说，称《诗》《书》。高帝骂之曰：‘乃公居马上而得之，安事《诗》《书》？’陆生曰：‘居马上得之，宁可以马上治之乎？’”政体虽然由专制一变而为共和，但是“事实上文盲遍全国”，而以一般的生活现况而言，根本不可能让广大群众再接受正式的教育。
宣统元年（1909），学部颁布《简易识字学塾章程》，确立“简易识字学塾”是专为年长失学和贫寒子弟之无力就学者设置的，有专门设计的语文课本和简易算术，两年毕业。第二年，光是江苏一省就办出一百四十九所学塾。
因为追随蔡元培而失去大展宏图的机会之后，伍博纯并未怀忧丧志，比之于“简易学塾”更上层楼，他在上海成立了一个“中华全国通俗教育研究会”，就设立于江苏省教育会旧址。一同列名为发起人的不乏籍籍之士：蔡元培、宋教仁、张謇、马相伯、林森、熊希龄、居正、吴稚晖和于右任等等皆是。
这个庞大而繁复的文明再造工程还包括了“通俗教育用品制造所”的组成。单从一件琐事即可看出，伍博纯的观念之新颖、实践之开明，非但在当时足可谓前不见古人，即令到了百年后的今天，亦不多见有相等器识的来者。
根据他的侄儿伍受真的回忆，说的是武昌起义前不久，伍博纯忽然对伍受真说：“我很想叫你和冶白（伍博纯的长女）将来都去做舞台剧的演员。”伍受真回忆道：“他怕我不懂，又解释着说，就是去做戏，接着问我愿意不愿意？我当时听他这样说，心中很诧异，怎么叔父会要我们去做‘戏子’？……他又说，戏剧可以移风易俗，是推行社会教育的一大工具。”
“中华全国通俗教育研究会”在各地设有分会，经营内容包括兴办补习学校，举办通俗演讲，创设阅报所、巡回文库，也成立图书馆，发行白话报，改编戏剧唱本。从今日的眼光视之，这一切都冠以“通俗”之名，似乎鄙俚不堪，难入格调；可是就当时的国情人事看来，非如此不易唤起大多数文盲的学习趣味，也不易引领成年之人在实用目的之外亲近文化活动，以成风尚，以见理想。
但是就在民元、民二两年里，这种几乎全靠热心人士赞助才得以在全国十多个省份维持下来的会所，却因为宋教仁的遇刺而停摆了。
我们今天看宋教仁遇刺案，疑云重重。大多数人皆直指袁世凯为嗾凶行险之巨憝，也有的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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