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孔亞雷
蘇珊·桑塔格說：“優秀的作家要麼是丈夫，要麼是情人。”托爾斯泰，丈夫。陀思妥耶夫斯基，情人。契訶夫，丈夫。博爾赫斯，情人。略薩，丈夫。村上春樹，情人。傑夫·戴爾？顯然是情人。這不僅是因為他的作品迷人、性感、富於誘惑力，更因為它具有作為情人最根本的特徵：把慾望擺在道德的前面。不，應該說，把慾望擺在一切的前面。這一切包括：金錢，名望，學術資格，作為一個作家的職業前途（所以我們遲至今日才注意到他），以及——寫作本身。他寫一本書就像在談一場戀愛，而這場戀愛的目的絕對不是婚姻。這是一種標準的情人式寫作：他迷上某個主題，然後便窮追不捨，然後耳鬢廝磨，然後兩情相悅，直到最後——將其拋棄，換另一個主題。那也許就是為什麼傑夫·戴爾的作品雖然動用了多種令人生畏的後現代文學工具（比如元敘事，碎片拼貼，黑色反諷），卻依然帶給我們一種生理性的舒適和愉悅（即使——或者應該說尤其——當他在描述不適和不悅時），因為它們沒有任何功利性，沒有那種做作的文學野心，它們的本質是一種對純粹慾望的追尋，一種對激情被徹底耗空的需求，一種極樂生活指南。他的代表作之一，一部關於D.H.勞倫斯——又一位情人式作家——的非常規傳記，《一怒之下：與D.H.勞倫斯搏鬥》，就是個絕妙的範例。
“多年前我就決心將來要寫一本關於D.H.勞倫斯的書，向這位讓我想成為作家的作家致敬。”傑夫·戴爾在《一怒之下》的開頭寫道。每個作家都有一個讓他（或她）想成為作家的作家，一個父親式的作家。他們之間常常會有一種類似血緣關係的親近、繼承和延續。跟勞倫斯一樣，傑夫·戴爾也出身英國藍領階層家庭（生於1958年，父親是鈑金工，母親是餐廳服務員），他們甚至在長相上也很相近（“我們都是那種窄肩膀、骨瘦如柴的男人，勞倫斯和我”）；跟勞倫斯一樣，大學（牛津大學英語文學系）畢業後，傑夫·戴爾沒有如父母所期望的那樣躋身“安穩而受尊敬的”中產階級，而是成了一名四海為家、以筆為生的自由作家；跟勞倫斯一樣，無論是在文學上還是地理上，他都竭力遠離英格蘭的嚴肅和陰霾，在為美國“現代圖書館版”《兒子與情人》所寫的前言中，他這樣總結勞倫斯：“……經過一系列的波折，他最終覺得自己‘不屬於任何階層’；經過多年的遊蕩，在任何地方都覺得自己像個陌生人，他最終覺得‘在任何地方……都很自在’。”顯然，這段話同樣可以用來形容傑夫·戴爾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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