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义，所关心的反而是更简明、切近的实用之学——在生活中能够应用的文字知识。
在他看来，当前的文史教养不外两端，一是“优孟学”，一是“盲瞽学”。所谓“优孟”，还算是文雅的贬词，意思就是说：在传统的老师宿儒教导之下，孩童不过是模仿唐、宋诸大家的腔调，咿唔鹦鹉，摭拾之无，到头来还是求媚于王公权贵的一种文字。
对于新文学所寄生的新媒介，蔡东藩也没有好评。他对民国以后“入塾六七年，自谓能作三五百字文”的学生又是如何议论的呢？“实则举报纸拉杂之词，及道听途说之语，掇拾成篇，毫无心得。”这就是所谓的“盲瞽之学”——换言之，也就是街头走唱卖艺之流亚而已。
蔡东藩的《历朝通俗演义》始自《清史通俗演义》，根据其孙蔡福源的追记，这部书在一开始与会文堂新记书局洽谈出版的时候曾经“多次遭到奚落和嘲讽”，似乎与当时文化界的两股思想主流有关。
蔡福源的论证是以两个蔡东藩身侧之人的看法作骨干的：一个叫李马鉴的邻居，是满清遗老，主张此书应该“为君主制度招魂”；另一个叫沈幼贡的友人则希望这本书能够达到“反清复明”、彰显民族斗争旗号的鲜明目的。
而蔡东藩所拈出的疑惑却远远高出这意识形态的恶斗，他的用语简洁有力，直指打开历史纠结的“角觿”，其实在于能否追问“失政”的关键，而非满足读史者的情感：“夫使清室而果无失德也，则垂治亿万年斯可矣，何至鄂军一起，清社即墟？然苟如近时之燕书郢说，则罪且浮于秦政、隋炀；秦、隋不数载即亡，宁于满清而独永命、顾传至二百数十年之久欤？”
在蔡东藩笔下，写作“演义”这件事犹如“书史”。他不但要逼问历史发展的真相，还于周章叙事之间，一步一步地设问：往来成今古，因果究何如？而这种说故事的态度与方法，当然不是兰台令史、司马世家之属，而是满眼看着三家村里跑来蹦去的塾童，思虑其当知、当问、当思、当辨之事而开出的书写之路，迥异于千秋以来的史家！其伟大处，偏在于这个创世之见。
一切若是为了教育，则历史应该如何呈现？这个思维完全扭转了传统民族教育以完足正确史观为目的的作法。再说得浅显些：当怀抱着《幼学故事琼林》的写作动机面对历史之际，书史者所念兹在兹的不只是表象之事实，还有经不起追问的因果。
如何说明蔡东藩的“演义”不是说故事，更是翻检故事的肌理，透析情节的骨髓，使之成为民国教育之一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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