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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了，一種畸形的普及。法家提出的“法、術、勢”，除了“法”的概念比較艱深外，“術”和“勢”的概念幾乎成了一般文化人讀解中國歷史的基本門徑。權術、謀術、拉幫結派、造勢炒作……成了人們對中國文化的低層領悟而滲入很多人的骨髓。直到今天，很多歷史評論、文化演講，包括歷史題材的電視劇、電影、小說，都很少離開這個格局。因此，我主張在學術上為法家正名，讓它恢復作為一種古典政治學和管理學的宏大內涵，但在民族記憶上，卻應該淡化它，不要火上加油，不要繼續張揚。
叢治辰：作家阿城曾經說，“文化不是味精”，文化太多了並不是一件好事情，我們真正需要繼承的是精髓性的文化。從普通老百姓的角度來講，主要還是應該繼承孔孟學說的一些亮點，比如說“忠”、“孝”、“仁”、“義”、“和平”、“浩然之氣”等。
餘秋雨：如果縮小到只有孔孟之道，又太單調了。
諸叢瑜：對不起，秋雨老師，您的觀點和剛才發言同學的觀點我都不能同意。我認為這是一種精英主義立場的觀點。普通民眾的文化記憶的多少和內容都不是任何人可以為之選擇和設定的，文化記憶是一件非常個性化的事情。在新聞學裡面有一個理論叫做選擇性記憶，是說受眾可能對新聞作選擇性的記憶。我認為對於文化記憶而言，實際上也是一個選擇性記憶的過程，比如說，一個從小愛好軍事的人，可能會對孔子、孟子沒什麼感覺，卻會記住白起、王翦等人，一個喜歡水利的人則會記住鄭國、李冰這樣的名字。一個民族的文化記憶是由許許多多的個性化記憶組成的譜系。
餘秋雨：你這裡有一個潛在的假設，就是你把非常漫長的文化資源，當做全部攤開在廣大民眾面前可供挑揀的物件，其實不是這樣的。一般民眾不存在這種可以任意挑選的自由，由於教育和專業的侷限，大家並不知道有那麼多資源，知道一點的又無從選擇，因此，所謂無限個性化的選擇，有可能是取消選擇。就像我們在一個極大的範圍內選舉領導人，如果沒有候選人，便完全無法實行。這裡就出現了文化人的責任，為一個時代選擇一個進一步選擇的範圍，並把選擇的理由討論清楚。這個過程，也是啟蒙的一部分。
魏然：那麼我推薦一個人，他在幾千年前就發出了個人主義的微弱呼聲，他就是楊朱。我們中國一直是推崇集體主義的，他非常重視個人的價值。
餘秋雨：遺憾的是，楊朱留下的資料太少，我們不能瞭解他系統的論述。他說“拔一毛而利天下，不為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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