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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做官更是沒有可能。
王安安：我想孔子其實也不在乎什麼待遇。他想要的別人不給他，不想要的硬塞給他，這真是太悲情了。
餘秋雨：在衛國度過了比較無聊的幾個月後，孔子只是在政界和商界認識了一些名人，也不多。不巧的是，其中一位他認識沒多久的人竟然和朝廷的叛亂案件有關。於是孔子和他的學生也成了衛國的監視物件，一頭霧水的孔子只好離開了。這也是孔子以後要反覆遇到的慣例：開始的時候總是被熱烈歡迎，走的時候卻總是聲聲長嘆，嘆息了以後又重新燃起希望向另外一個地方走去。孔子似乎一直就陷在這樣的一個怪圈當中。有人稱這是失敗之旅，但孔子內心認為，並不是他的失敗，而是他遇到的那些統治者的失敗。
離開衛國以後不久，孔子到了一個叫做匡的地方，在現在的河南省境內。孔子在匡地被一批人圍住，說他長得像一個叫陽虎的人。陽虎在這兒打過仗，曾經攻擊過匡人。結果孔子他們也就在匡地被困了很長一段時間。這以後孔子一行在其他地方也經常被困，有時是軍隊，有時是暴民，被圍的理由各不相同，但每次都有死亡的危險。孔子和他的學生，永遠在追求，又永遠在逃奔。
王牧笛：孔子這十四年，也可以算作一場文化苦旅，他惶惑如喪家之犬，知其不可為而為之。比如他當時在陳蔡之地被困的時候，雖然絕糧，卻依然帶著他的學生唱歌、彈琴，這樣一種君子之樂，應該也是成就他偉大的一個重要因素。
劉璇：孔子說他五十而知天命，我記得錢穆先生曾經說過這個天命是什麼：對外我知道現實是不可以掌握，不可以用我的主張的；對內我也知道自己是什麼樣子，我自己不管別人用不用，我都要繼續我的行為，用我自己的主張去實踐它，傳播它。孔子這十四年，對他個人而言，對後代知識分子而言，我覺得都是非常重要的，因為他樹立了一個知識分子處世修身的典型。
餘秋雨：劉璇在這個關口上說到天命的問題，非常合適。孔子走來走去，處處碰壁，其實正是在實踐他對天命的感悟。錢穆先生的說法有點繞，其實孔子所謂知天命，就是不斷地領會現實對自己的容忍程度，也就是探索自己能夠在現實中的發揮程度。這也可以說是對自己生命行為的“邊界觸控”。觸控的結果，知了自己，也知道了“天”的意思，因此也知了“命”。
正是在這裡，我們可以看到中國君子和西方英雄的重大區別。西方英雄是挑戰型的，根據自己的強烈意志，向長天大地挑戰，向命運挑戰，即使頭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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