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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伊斯坦布林看一部電影
1964年，影片《埃及豔后》（Cleopatra）在全球上映。但是，像往常一樣，我們這些住在伊斯坦布林的人卻是在兩年之後，才有幸一睹理查德·伯頓和伊莉莎白·泰勒的明星風采。當時，那些影片總是公映幾年後才姍姍來到我們這裡，因為土耳其發行人無法支付好萊塢高昂的首映費。但這絲毫不會減弱伊斯坦布林瞭解西方文化最新精華的飢渴。相反，在讀到有關伯頓和泰勒緋聞的最新小道訊息，看到那些令人心癢不已的《埃及豔后》的新聞和電影海報時，伊斯坦布林人總會按捺不住地慨嘆道：“好吧，讓我們瞧瞧它究竟什麼時候能來到這裡。”
回想起我第一次看《埃及豔后》的日子，我記憶中最明晰的，不是電影本身，而是觀看電影給我帶來的戰慄——有相當一部分美國大片都常給我這種感覺。我記得，當影片中上百位奴隸在莊嚴的慶典裡，抬著麗茲·泰勒的寶座時，她再現的，不僅是克里奧佩特拉，也是她自己閃光的職業電影生涯。我記得艦船滑過海一樣寬闊的銀幕，而不是藍色的地中海。還有瑞克斯·哈里森，他替代了我頭腦中的愷撒形象來教導他的兒子屋大維：一位帝王應以怎樣的儀態走路，如何才算舉止得體。但我印象最深的，是坐在座位上瞻望夢想在面前伸展，從螢幕延至世界最遙遠的角落。就是那個同樣的空間，我的自我開始形成。
怎麼來解釋那個空間將要發生的事呢？像所有土耳其西化的中產階級，以及我們這一代的大多數人一樣，我很少看“國產”電影。去電影院的時候，我所渴望的，再正常不過——讓自己迷失在一系列幻影之中，讓我在黑暗中進入某個故事，對這些美麗國度的俊美人物如醉如痴。同樣，我還可以與西方世界正面相向，置身其中，品味樂趣。回到家中，我會用英語重複著英俊、堅毅的男主角說的冷酷臺詞。如同許多和我志趣相投的人，我會格外留意他折起手帕，放入口袋，開啟威士忌酒瓶，還有躬身為女士點菸的舉止儀態；我總是關心最新的西方發明，例如電晶體收音機和烤麵包機。這一切征服了整個巴爾幹半島，席捲了維也納。在教育部的號召下，人們開始讀土耳其語版的巴爾扎克。如此這般，整個土耳其開始與西方的日常生活建立了非常親密的聯絡，就像觀看他們的電影一樣。
正因為如此，電影才變得如同旅行或喝醉酒一樣有趣：在電影裡，我們與他人面面相對。每件事情的發生，都會為我們帶來強烈的震撼。我們的眼睛不渴望看到別的東西；我們的耳朵無法忍受食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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