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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9年我七歲時，父親神秘地失蹤了。幾個星期之後，我們得到訊息說他到了巴黎。他住在蒙帕納斯一家便宜的旅館裡，正忙著在他的筆記本上塗寫東西。後來，在生命將盡之時，他把這些筆記本裝在手提箱裡，留給了我。那時候，父親坐在多摩咖啡館（The Café Dome）[1]裡時，常常可以看到讓 －保羅·薩特從外面的街道經過。
我祖母習慣於從伊斯坦布林給他寄錢。我祖父是個商人，他靠鐵路行當掙了很多錢。在祖母令人心煩的眼光看管下，父親和他的叔伯們才沒把所有的遺產耗個精光，才沒把所有的房子賣掉。祖母在她丈夫去世二十五年後，宣佈錢已經用完，也不再給巴黎的波希米亞兒子寄錢。
這樣，我父親也加入到一個世紀以來流浪在巴黎街頭的土耳其知識分子大軍中。他們每個人都身無分文，悲慘可憐。像我的祖父和叔伯們一樣，父親也是一個建築工程師，很有數學天分。錢花完以後，他就應聘報紙上的廣告；他被IBM公司僱用過，還曾被派往日內瓦的辦事處。那時，計算機還要靠打孔卡來運作，大眾對計算機所知甚少。就這樣，我的波希米亞作家父親成了歐洲第一批土耳其客籍工人。
不久後，母親去和父親會合了。她把我們留在祖母那豪華、擁擠的家裡，自己坐飛機去了日內瓦。哥哥和我則要一直等到夏天學校放假才能去。而且，我們兩人必須拿到護照。
我記得，為了照護照照片，我們得長時間地保持姿勢，任由攝影師支起三腳架，在帶有壓氣皮腔的木質裝置後面蓋一塊黑布，然後在後面不停地搗弄。為了讓光線照在化學處理過的玻璃感光板上，他會突然優雅地抖動手腕，瞬間把鏡頭開啟。但是，在此之前，他會先看看我們，然後說：“咦……”我覺得這個老攝影師太荒唐可笑，所以在第一張護照照片上，我是一副緊咬著嘴巴的歪臉形象。在這張照片上，我的頭髮是慄褐色的。那時，我常年都不去梳理它，為了這張護照照片才算破了個例。我當時翻看護照時，一定非常匆忙，竟然都沒發現弄錯了我眼睛的顏色，這個錯誤，我是在三十年後開啟這本護照時才發現的。這件事情告訴我，護照並不是我們真實身份的證明，它只說明別人對我們的看法，這與我以前的想法恰好相反。
我和哥哥把新護照揣在夾克口袋裡，乘飛機來到日內瓦，兩人都心懷恐懼。飛機在降落時，開始傾斜著飛行。對我們兩人來說，這個叫瑞士的國家此時成了一個奇特的地方。這裡的一切，包括雲層，都立在懸崖之上，斜斜地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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