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節假日時我喜歡看親戚，特別喜歡去看望叔伯們、姨嬸們、遠方的親人、年長的親戚和有地位的親戚。我們的姨嬸和年長的叔伯們一致約定，在假日期間的往來走訪裡，儘量對孩子們“好一些”。他們有什麼好的都會給我們小孩——甜言蜜語、追憶往事、和悅的談話——最終，他們也真做到了對孩子們好一些。但是反過來看，這件事卻暗示著我們不願相信的另一面：對別人好，原來是很費勁的事。今年，我再次聽到那些童年的笑話，它們常常令我會回想起兒時的布穀鳥自鳴鐘。我享受著假日給伊斯坦布林帶來的寂靜、大快朵頤地品味那一成不變的土耳其快樂。這時，我感覺到一種邪惡的存在。讓我試著來描述一下。這種邪惡，我認為，來源於絕望和忌妒。所有那些叔伯和遠親，那些親吻自己女兒的親戚們，所有那些我童年時令人敬畏的英雄們，他們都曾一度把自己當做西方人，但是現在，他們似乎失去了信仰。他們對西方感到氣憤。
宰牲節本來完全是一個宗教性的節日，藉此可以把我們的現在和過去聯絡起來。但是，在我整個童年的經驗裡，這個節日以及其他的伊斯蘭節日都不是作為宗教傳統來慶祝的，而是在慶祝西化和共和。在社會中上階層，在尼尚塔石和貝尤魯，大家都重視假日本身，而對用羊羔來祭祀則毫不關心，更不用提用易斯哈格[1]做祭祀的事。因為這是一個假日，每個人都會穿上最正式的西式服裝。他們穿上夾克，打上領帶，用利口酒招待客人，然後所有的男男女女按照西式風格圍著一張大桌坐下，吃上一頓“西”餐。二十四歲時，我讀了托馬斯·曼的《布登勃洛克一家》（Buddenbrooks），小說中的家宴和我祖母家的假日聚餐既有奇異的相似之處，又有驚人的不同。我之所以感到震驚，也絕非偶然。我的腦袋裡就是裝著這些印象而坐下來寫《傑夫代特先生》這本書的。當我們看到別的作家和我們有相似的經歷時，受到鼓舞的我們不但要去識讀差異，還要描寫，尤其是還要探討差異。我在這本書裡同時講述著關於共和、西化的故事。我這第一部小說裡的人物，像我的祖母一樣，為自己對西方毫無所知而焦急，就連那些保持著舊式群體精神、帶有共同目標的人也是如此。我不再喜歡這種群體精神和共同目標，但是我的親戚們在表達他們對西方的渴望和興趣時，所抱有的那種孩子氣的天真，仍然讓我心馳神往。然而，透過這些節假日的親戚往來，我注意到，在那些對日常事務、報刊標題、年長親戚所表露的憤怒而進行的討論和追憶中（這是以平常談話的方式自然進行的），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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