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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八歲時，母親送給我一本帶有鑰匙和鎖的日記本。我視它如珍寶。這本製作精美的筆記本不是外國進口貨，而是土耳其製造的。這件事本身就很有趣，其本質也同樣有趣。在我收到這本雅緻的綠色日記本之前，從未想過會擁有一個私人的筆記本來記錄自己的想法，也從未想到過自己可以把筆記本鎖起來，而鑰匙就放在口袋裡。這也許是我擁有的第一把鑰匙。這意味著我可以創造、擁有並掌控著一個秘密的文字。那時，這的確是一個非常私密的領域。它讓寫作的念頭更具誘惑力，因此激勵了我的寫作。此前，我從未想過，寫作是要在私下裡進行的。我只是模糊地認為，人們要寫報紙上的那種文章，寫書上、出版物上的那種文章。現在，我那上了鎖的筆記本似乎在輕聲對我說：把我開啟，寫點東西，但不要讓任何其他人看。
正如歷史學家們有時提醒我們的那樣，伊斯蘭世界沒有記日記的習慣。沒有人對這個問題表示太多的關注。歐洲中心主義的歷史學家把伊斯蘭世界不記日記的習慣當做一種缺點，認為它體現了私人空間的縮減，並且暗示了社會壓力對個人表達的鎮壓。
但是，伊斯蘭世界有很多未受歐洲影響的地方，可能也記有日記，一些發表過的、加有註釋的文字可以證明這一點。這些日記的作者可能把日記當做備忘錄來寫。他們不會為了後代而寫日記，因為他們沒有給日記作註釋或者將日記發表的傳統。大多數的日記後來都毀掉了，要麼是故意被毀，要麼是出於偶然。從第一眼來判斷，發表日記的想法，甚至把日記給別人看的想法，對日記的概念本身所含有的私密性都是一種嘲諷。寫日記用來發表的想法，暗示了某種有意識的巧詐和假冒的隱私。但另一方面，這又擴大了私人領域的概念，而且，這種做法也擴大了作者和出版商的影響。安德烈·紀德在探討這種寫作可能性的方面，是一位先驅。
1947年，“二戰”剛結束不久，紀德獲得了諾貝爾文學獎。這一結果並不讓人感到驚訝：七十八歲的紀德正處於聲名鼎沸時期，被擁立為法國最偉大的在世作家，而當時的法國，仍然被看做是世界文學的中心。紀德不怕說出自己的想法，他可以出人意表地談論政治事務，也可以以同樣的態度放下這一話題。他熱情洋溢地堅信，“人類的真誠”有無與倫比的重要性，這讓他樹敵不少，但也贏得很多崇拜者。
很多土耳其知識分子都崇拜紀德，那些對巴黎懷有敬意和心存嚮往的人尤其如此。最有代表性的是艾哈邁特·哈姆迪·坦皮納（Ahmet Hamdi 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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