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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說過寫作小說的藝術在於具備一種能力，可以從一片景觀之中—也就是說在物品和意象的包圍中— 感知主人公的各種思想和感覺。這種能力對於有些小說家顯得並不重要，最好的例子就是陀思妥耶夫斯基。閱讀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小說，我們有時候感覺遇到了某種極為深刻的東西—我們獲得了一種有關生活、人，並且首先是有關我們自己的真知灼見。這種知識看起來如此熟悉同時也如此非凡，偶爾使我們內心充滿恐懼。
陀思妥耶夫斯基提供給我們的知識或智慧不是訴諸於我們的圖畫想像（visual imagination），而是訴諸於我們的詞語想像（verbal imagination）。說到小說的力量和對人類心理的理解，托爾斯泰有時候同樣深刻。因為這兩位作家來自同一時代和同一文化，人們總是拿他倆比較。然而，托爾斯泰的洞察力與陀思妥耶夫斯基的洞察力在主要方面是不同的。托爾斯泰不僅訴諸我們的詞語想像，而且—甚至更多地—訴諸我們的圖畫想像。
每一個文學文字無疑都會同時訴諸我們的圖畫智慧和文字智慧。在實時上演的劇場裡，每一件事情都在我們眼前發生，為我們帶來視覺感官、語言遊戲、分析思維的快樂以及詩性語言的樂趣。流暢的日常語言當然也是我們快樂的一部分。說到高度戲劇化的作家如陀思妥耶夫斯基—比如說，《群魔》中的自殺場景—紙面上或許並沒有明確的意象（讀者必須跟隨主人公想像某人在隔壁的房間自殺），然而那個場景卻給我們留下了深刻的視覺印象。可是，儘管充滿了讓讀者頭暈目眩的緊張感—或者因為這一點—陀思妥耶夫斯基的著作粘連在我們意識中的實際上只有少數的物品、意象和場景。如果說托爾斯泰的世界充滿了富有暗示性、巧妙安排的物品，陀思妥耶夫斯基的房舍看起來幾乎是空空蕩蕩的。
請允許我在此說明一些概念，以便更輕鬆地解釋我的觀點。有些作家更擅長訴諸我們的詞語想像，另外一些作家則更有力量訴諸我們的圖畫想像。第一類作家我稱之為“詞語作家”，第二類作家我則稱之為“圖畫作家”。對我來說，荷馬就是一點陣圖畫作家：當我閱讀他時，無數意象在我眼前穿過。我喜歡這些意象甚於故事本身。但是偉大的波斯史詩《列王記》的作者菲爾多西則是一位詞語作家，我在寫作小說《我的名字叫紅》時曾閱讀過他的著作，他主要依賴情節以及情節的各種扭結和轉向。當然，任何作家都不能完全歸為上述區分的一邊。實際情況是，當我們在閱讀有些作家的時候，我們更加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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