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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至於戈德溫違反教規所豢養的寵物——那隻白尾尖的黑貓，取名“大主教”，更是兼有象徵和諷刺的意味。
此外，本書作為“知識的文學”，還為我們提供了豐富的歐洲中世紀生活（人們的衣、食、住、行）的可靠資訊，如修道院內部的常規，宗教迷信的愚昧，家族對城鎮的統治勢力——王橋鎮的埃德蒙家族的幾位成員先後出任當地領主即修道院的副院長及教區公會的會長即市政參議一職，使我們得窺同時代的佛羅倫薩的美第奇家族之一斑，以職業或出生地或體貌特徵（朗費羅即“長人”之意）指代某人——後來便發展為姓氏，如此等等，確實比任何歷史教科書都要來得生動細膩。
誠然，歷史小說不是也不可能等同於歷史課本。首先，作家必不可免地要以現代人，至少是他本人的理念來審視歷史。福萊特運用歷史唯物主義的觀點來認識和闡釋那一時期的歷史，但是並沒有閹割和歪曲歷史，無疑是正確的。其次，撰寫歷史題材的小說，一定都有借古諷今（諷喻而非諷刺）的動機和目的。請看，書中的那些人物，我們是否有似曾相識之感呢？書中的那些事件，如果抽象成真與偽、善與惡、美與醜、進步與落後、正派與陰險之間的鬥爭，不是時時就發生在我們的身邊嗎？而最重要的，是作者對人性的挖掘——這正是一部文學作品有無長久生命力的所在。固然，隨著人類社會的發展，人們的價值觀必然會發生某些變化，但人性中的那些美好和醜陋的東西，卻是“秉性難移”的，無非是以不同的形態表現出來而已。福萊特按照弗洛伊德心理學的觀點，抓住人們求生存（圖發展）和情與性的本能，以鮮明的愛憎歌頌了人性之美，鞭笞了人性之醜，併為書末設下了類似“大團圓”的順乎人心的結局。對於身處弱勢群體而又是社會前進動力的普通百姓，無疑具有鼓舞作用。就此而論，本書也無愧於“力量的文學”。
胡允桓
二〇〇八年冬月於北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