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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開車從德黑蘭南郊的一個貧窮街區經過。透過車窗，我可以看到很多家腳踏車和汽車修理鋪。因為是星期五，所有店鋪都關上了百葉窗。街上、人行道，甚至咖啡屋裡都冷冷清清。此時我們把車開到一個空曠的大廣場停下，廣場修成了環形路的樣子，是這座城市裡隨處可見的那種廣場。要進入我們左邊的街道，我們必須先右拐，然後順著環形路繞一圈。
我很快發現，我們的司機正在琢磨是不是直接左拐就算了。他兩邊都探視了一下，看看是否有別的車輛進入廣場：他應該遵守法規嗎？他是否應該動點腦筋，想辦法繞過這法規，就像在人生任何時候碰到突如其來的挑戰時，他所採取的思考方式一樣呢？
我回想起自己年輕時，在開車穿過伊斯坦布林街道之際，也常常碰上同樣的兩難境地。在城市的主道上開車，我是一位模範司機（記者把這裡的交通描述為“交通無政府狀態”）。但是，只要駕駛著父親的車子來到有著鵝卵石地面、空曠偏僻的街道時，我就會無視交通規則，簡直為所欲為。深更半夜時坐在車裡，在不順道的環形廣場耐心地等待交通燈變綠；在眼前沒有任何車輛的情況下，遵守禁止左轉的標識等於是在向權威低頭，向一個對聰明的實用主義者毫無體諒之心的權威低頭。在那時候，我們對嚴格按字面意義遵守法規的人不以為然，並認為只有缺乏大腦、想像力和毫無個性的人才會這樣做。如果你在沒有車輛透過的十字路口，坐等紅燈變成綠燈，那麼你很可能就是那種擠牙膏非得從底部往上擠的人，以及那種不把整個標籤說明書看完就不敢用藥的人。我記得，我曾看過一本20世紀60年代的西方雜誌，裡面有一幅漫畫，它表現出我們對這種生活方式的鄙夷態度：在美洲的沙漠中心，有位孤單的司機正在等待綠燈出現。
現在，回想20世紀50至80年代的伊斯坦布林，我會覺得，對公路法規的鄙視似乎不僅僅是對無政府狀態的簡單向往。更確切地說，它是一種微妙的、對抗西方的民族主義形式。如果我們自己在一起，中間不夾雜陌生人，那麼舊秩序仍然管用，我們還會玩以前的老花樣。在60到70年代，我們手裡握著的電話機鬆鬆垮垮，總少不了要用一顆釘子釘住關鍵部位讓它不至於散架；或者，我們用拳頭一通敲打，讓沒法修理的德國收音機又運轉起來。每當此時，我們的心裡總會湧起一股自豪。這樣的絕技讓我們感覺出自己與西方人的差異。西方人尊重技術與文化的規則，他們常讓我們覺得自己是多麼世俗，多麼狡猾。
但是，此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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