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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多少人訂閱，版面也非常糟糕。
在這種窘迫、失控的處境下，《時代》雜誌刊載了《地下室手記》。結果，整個俄國連一篇評論文章都沒有。
《地下室手記》最初被人們看做是一篇評論文章。陀思妥耶夫斯基最初是想寫一部批判作品，主要針對的就是車爾尼雪夫斯基發表於一年前的《怎麼辦？》（What is to be done?）。這本書在西化、現代化的年輕一代裡有大批擁躉，與其說它是一部小說，還不如說它是宣揚實證主義啟蒙樂觀論調的教科書。20世紀70年代中，這本書被翻譯成土耳其語在伊斯坦布林出版。新作的序言對陀思妥耶夫斯基進行了嚴厲批判，把他稱為黑暗、落後的小資產階級分子。這則序言反映了土耳其年輕的親蘇共產主義者們孩子氣的決定論和烏托邦式的幻想，因此我覺得，陀思妥耶夫斯基對車爾尼雪夫斯基的憤恨，就彷彿是從我自己心裡蹦出來似的，非常真實。
但是陀思妥耶夫斯基之所以憤怒，並不僅僅是為了簡單表達他對西方主義或歐洲式思維的反對。他所痛恨的，是經由第二手傳入他們國家的歐洲思想。他氣惱的，不是歐洲思想的光耀智慧、新穎獨到或是烏托邦傾向，而是有些人只為了一點輕淺的快樂，就舞弄著歐洲思想。他痛恨看到俄國知識分子緊抓著剛從歐洲傳來的思想，自以為知道全世界的秘密。而且，更重要的是，他們還認為自己知道自己國家的內幕。他無法忍受這個偉大妄想帶給這幫人的幸福。陀思妥耶夫斯基爭執的物件不是那些俄國青年，這些人讀過車爾尼雪夫斯基的書，並利用他，進而炮製出一種粗糙、稚嫩、二手的“決定論辯證法”。真正讓他飽受困擾的，是有人稱頌這種歐洲新哲學，並總能讓自己戴上迅速成功的光環。陀思妥耶夫斯基喜歡指責西化的俄國知識分子脫離人民，但我卻將他的這種做法當做一種逃避。要讓陀思妥耶夫斯基相信一種思想，最重要的不是其邏輯性，而是它應當“沒有獲得成功”；不是其具有可信性，而是它應當觸及某種不公正現象。對19世紀60年代在俄國宣揚傅立葉決定論烏托邦思想的西化自由分子以及現代化主義者，陀思妥耶夫斯基懷有極大的憤慨。在這種表象之後，讓他真正怒火填膺的，是這些人在他們思想的聚光燈下洋洋自得，是他們毫無羞恥、順理成章地享受著成功。
到這裡，問題甚至變得更加晦澀，更加混亂了。在面臨選擇西方還是東方，選擇本土特點還是歐洲風格而頗費思量的地方，這樣的問題總會存在。因為，儘管陀思妥耶夫斯基厭惡西方自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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