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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者只當那些侮辱之詞已被鎖在日記裡了。紀德的《日記》選文被譯成土耳其語由教育部出版時,有關土耳其的評論被悄無聲息地抹掉了。
在另外一些文章中,坦皮納談到紀德的《人間食糧》(Les nourritures terrestres)對土耳其詩歌的明確影響。是紀德,在土耳其作家中引發了寫日記並在生前就發表的潮流。土耳其共和國早期最具影響力的評論家奴魯拉赫·阿塔克(Nurullah Ataç),第一個開始寫紀德式的《日記》。它不像是自白,更像是長篇激烈的演說。這種日記形式,在下一代的批評家那裡也有不少仿效者。
我開始懷疑:說到這麼多細節,我是否忘記了真正的問題。紀德對自己在巴爾幹戰爭後的伊斯坦布林和土耳其之行,以及他對土耳其人的厭惡之情所做的描述,與坦皮納還有整個一代土耳其作家對紀德的崇拜事實總是互相矛盾的。這樣看問題有必要嗎?我們崇拜作家是因為他們的文辭、價值觀和文學威力,而不是因為他們贊同我們,贊同我們的國家或者我們生活其中的文化。陀思妥耶夫斯基在他那報刊連載的《作家日記》裡,描述了他第一次去法國所見到的情形。他不厭其詳地談論法國人的虛偽,聲稱法國人崇高的價值觀正被金錢所腐蝕。紀德讀到這些文字,仍然不為所阻地崇拜陀思妥耶夫斯基,仍然不為所阻地寫成了一部有關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傑作。坦皮納,他也同樣崇拜痛恨法國人的陀思妥耶夫斯基,同樣拒絕蜷縮到狹隘的愛國主義裡。他展示的東西,正是我所謂的歐洲態度。
1862年,憤怒的陀思妥耶夫斯基宣佈,博愛精神已經離棄了法國。他接著還概括了“大體上的法國本質和……西方本質”。當他把法國等同於西方時,陀思妥耶夫斯基和紀德沒有區別。坦皮納的觀點也一樣。不過,他不像陀思妥耶夫斯基那樣,對法國和西方的憤慨日益強烈,反而帶著一種迷惘、某種程度上因負罪深重而生的敬意。現在,我準備回答我先前提到的問題:去崇拜一個嘲諷你所生活的國家及其文化、文明的作家,可能不是一件矛盾的事情。思想的兩種狀態——蔑視和崇拜——緊密地連在一起。從我的窗戶望去,歐洲是一種兩者相容的思想。在我看來,歐洲或者西方,不是一種充滿陽光、啟人心智、宏偉燦爛的思想。我看到的歐洲,是一種緊張對立,一種出於愛和恨、渴望和羞辱的激烈對抗。
我不知道紀德在天真地宣佈自己的法國、自己的西方文明為“一切中最美好”的事物之前,他是否非得去伊斯坦布林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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