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讓我想成為作家的作家致敬。”傑夫·戴爾在《一怒之下》的開頭寫道。每個作家都有一個讓他（或她）想成為作家的作家，一個父親式的作家。他們之間常常會有一種類似血緣關係的親近、繼承和延續。跟勞倫斯一樣，傑夫·戴爾也出身英國藍領階層家庭（生於1958年，父親是鈑金工，母親是餐廳服務員），他們甚至在長相上也很相近（“我們都是那種窄肩膀、骨瘦如柴的男人，勞倫斯和我。”）；跟勞倫斯一樣，大學畢業後（牛津大學英語文學系），傑夫·戴爾沒有如父母所期望的那樣躋身“安穩而受尊敬的”中產階級，而是成了一名四海為家、以筆為生的自由作家；跟勞倫斯一樣，無論是在文學上還是地理上，他都竭力遠離英格蘭的嚴肅和陰霾，在為美國“現代圖書館版”《兒子與情人》所寫的前言中，他這樣總結勞倫斯：“……經過一系列的波折，他最終覺得自己‘不屬於任何階層’；經過多年的遊蕩，在任何地方都覺得自己像個陌生人，他最終覺得‘在任何地方……都很自在’。”顯然，這段話同樣可以用來形容傑夫·戴爾自己。
事實上，這段話也可以作為對《一怒之下》奇異文體的一種解讀。這部關於D.H.勞倫斯的非學術著作，既像傳記又不是傳記，既像小說又不是小說，既像遊記又不是遊記，既像回憶錄又不是回憶錄，它的這種“四不像”文體，最終讓人覺得它“不屬於任何文體”；而這也許是因為，經過多年的文學遊蕩，傑夫·戴爾發覺自己對任何一種特定文體都感到陌生、不自在，以至於他最終創造出了一種“對任何文體都很自在”的新文體——一種融合，或者說超越了所有特定文體的後現代文體，一種反文體的文體。
所以，雖然書中的“我”一再聲稱要寫一部“研究勞倫斯的嚴肅學術著作”，但最終卻寫成了一部既不嚴肅也不學術，而且讓人從頭笑到尾的幽默喜劇。它仍然是關於勞倫斯的，不過更準確地說，是關於“想寫一部關於勞倫斯的書卻沒有寫成的書”，或者，用“傑夫·戴爾定理”來表述，是關於“他是那麼地渴望寫一本關於勞倫斯的書，以至於不可能寫出一本關於勞倫斯的書”。作者——不無自嘲地——在扉頁上選用的兩條題記生動地說明了全書的寫作手法與結構（以及書名來源），一條摘自D.H.勞倫斯1914年9月5日的書信：“一怒之下，我開始寫哈代的書。恐怕這書除了哈代將無所不談——一本怪書——倒也不壞。”另一條則是福樓拜對雨果《悲慘世界》的一句評價：“無關緊要的細節說明沒完沒了，對主題不可缺少的東西卻絲毫沒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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