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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9年6月12日的晚上，以及隨後的兩三天，艾蓮全面介入了案件的調查工作：先後考察了現場，與證人見了面，又拜訪了被害人王小姐在北京的親屬，閱讀了警方以及法醫關於此案的所有記錄；最後，在15日的晚上出席了第三次重案組會議。當晚，艾蓮只提到了三個問題。
首先是關於現場的推測：艾蓮認為，兇手先行進入被害人的家，等待被害人歸來，然後實施罪行。陽臺和窗臺都沒有發現攀爬的痕跡，證實了兇手必然以房門作為通道。他可能有被害人的家門鑰匙，也許有其他巧妙地竅門手段，當然，手法一定要很利落，不然在這樣狹小的老樓區很容易被熟識的鄰居給發現。不論如何，從作案效率來看，兇手很可能和被害人有生活上的交集。
接下來的問題是，作案動機。因為眼下只有一起案件，資訊少之又少，艾蓮本人也對兇手的某些行為一籌莫展——諸如絞殺、割手指、毀壞頭部之類的，他提出復仇的觀點。兇手和被害人之間必然存在某種聯絡，而這種聯絡的發生時段並不一定是最近兩年。因為警方已經詢問過樓群的居民，得知被害人在此居住的期間並沒有過從甚密的朋友，那麼被害人與兇手之間的聯絡，可能早在搬到這裡之前就存在了。這樣並不大嚴謹的推測，立刻引發了在場多數警員的疑惑——儘管他們並沒有說出來，如果被害人與兇手只存在兩年以前的關係，那麼，他又如何得知被害人新的住處，更不要說如何獲得房門鑰匙？對此，艾蓮也莫名其妙，推測總歸只是推測，甚至說是直覺更加合理。如果硬說有些證據的話，那就是他指出在現場發現的被害人與某個女孩兒的合影，紙質顯得有些陳舊，應該是在幾年前拍攝的。
最後，艾蓮使用投影儀再一次地展現了那張合影照片，並斷定，被害人身邊的那個女孩兒，一定就是本案的關鍵。這個判斷也是接著上面那個成立的推論的後續，他認為，兇手留下了這張照片，目的何在？被害人的臉部被畫了紅色的圈，而身邊的女孩兒卻沒有，這說明被害人也許並非在做什麼殺人預告，而是告訴所有的人，他殺人的理由就在於此。同時，他提出，這個女孩兒警方是不可能尋找到的——或者找到了也沒有用——她應該已經消失了，至少無法提供兇手的資訊——否則兇手就是在作繭自縛了。如果說，她消失了是比較合理的解釋，那麼接下來的事情也就很好理解了，兇手正是因為她的某種緣故才要進行報復！而警方在報紙上刊登了她的照片，卻一直沒能得到有關線索，也是很好理解的。第一，這女孩兒可能消失了，第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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