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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記憶裡有關非洲的兩個敘述攜手而來。
第一個敘述從遙遠的童年裡走了出來。當時我正在經歷著“文革”的歲月，毛澤東“三個世界”的理論如雷貫耳，我們人人都有這樣的口頭禪：亞洲、非洲和拉丁美洲的人民是中國人民的兄弟姐妹。一些非洲國家的領導人接踵而來，他們和毛澤東握手的照片刊登在《人民日報》的頭版頭條。這些總統大多擁有上校或者少校的軍銜，記得有一位總統的軍銜是准將，我們這些孩子立刻奔走相告：“這次終於來了一個將軍。”當時讓我深感自豪的是我們中國無私地援助了非洲，為此我們的報紙、廣播和新聞紀錄片週而復始地報道這些光輝事蹟：我們援建了坦贊鐵路，我們的醫療隊在非洲治病救人，我們的農業技術人員在非洲種植大片稻米……
第二個敘述來自巴黎。二○○八年春天我在為《兄弟》法文版做宣傳時，遇到法國國際廣播電臺的一位多哥裔女記者，四十多歲，性格開朗，不斷張嘴大笑。採訪結束後，她告訴我，她小時候有很多中國人到多哥幫助種植稻米，這些遠離家鄉的中國男人大規模種植稻米的時候，也大規模和多哥女人做愛，留下了大規模的混血兒。這位女記者的一個表弟就是一箇中國農業技術人員留下的孩子。說到最後，這位多哥裔的女記者放聲大笑，她說多哥曾經流行過一句諺語：“中國人留下的孩子比留下的稻米還多。”
這兩個關於非洲的敘述殊途同歸，共同講述了中非友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