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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能是在一九八八年的某一天，那時我正在魯迅文學院上學，我從北京東部的十里堡來到西部的雙榆樹，擠進狹窄和慢速的電梯，然後用手指的關節敲響吳濱的家門。當時吳濱剛剛發表了一組《城市獨白》的小說，意氣風發地和王朔他們搞起了一家名叫海馬的影視創作公司。現在我已經忘記了自己當時轉了幾次公交車，忘記了是在秋天裡還是在冬天裡從東到西穿越了北京城，只記得自己是獨自一人，還記得自己那時留著鬍鬚，而且頭髮遮掩了耳朵。我坐在並不比電梯寬敞多少的客廳裡，從下午一直到深夜，我忘記了和吳濱劉霞說了什麼話，也忘記了這對十多年前就分手的夫婦請我吃了什麼，我只記得中間看了一部讓我銘心刻骨的錄影帶電影，英格瑪·伯格曼的《野草莓》。
這是我有關八十年代美好記憶的開始，錄影帶電影美化了我此後兩年的生活。我差不多每個星期都會去朱偉在白家莊的家，當時朱偉是《人民文學》的著名編輯，後來他去三聯書店先後主編了《愛樂》和《三聯生活週刊》。白家莊距離魯迅文學院所在的十里堡不到五公里，認識朱偉以後我就不願意再去遙遠的雙榆樹欣賞錄影帶電影了。我曾經在街上遇到劉霞，她問我為什麼不去看望她和吳濱了，我說太遠了。然後我問她：你們為什麼不來看望我？劉霞的回答和我一樣，也說太遠了。
那時候我住在魯迅文學院的四樓，電話就在樓梯旁，朱偉打來電話時經常是這樣一句話：“有好片子。”這時候他的聲音總是神秘和興奮。到了晚上，我就和朱偉盤腿坐在他家的地毯上，朱偉將白天借來的電影錄影帶塞進錄影機以後，我們的眼睛就像是追星族見到了心儀的明星一樣盯著電視螢幕，用今天時髦的話說，我和朱偉是當時錄影帶電影的絕對粉絲。我們一起看了不知道多少部錄影帶電影，伯格曼、費里尼、安東尼奧尼、戈達爾等現代主義的影片。這些電影被不斷轉錄以後變得越來越模糊，而且大部分的電影還沒有翻譯，我們不知道里面的人物在說些什麼，模糊的畫面上還經常出現錄影帶破損後的閃亮條紋。我們仍然全神貫注，猜測著裡面的情節，對某些畫面讚歎不已。我還記得，當我們看到電影裡的一個男人冷漠地坐在角落的沙發上，看著自己和一個女人做愛時，我們會喊叫：“牛！”看到電影裡一些人正在激烈地槍戰，另一些人卻是若無其事地散步和安靜地坐在椅子裡看書時，我們會喊叫：“牛！”當格非來到北京時，盤腿坐在朱偉家地毯上看錄影帶電影就是三個人了，喊叫“牛”的也是三個人了。
我就是在這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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