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餘秋雨：藉著屈原，我們還要繼續討論大家為什麼喜歡為文化貼政治標籤的問題。
這個問題我為什麼那麼感興趣？因為即使在今天的現實生活中，也一直盤旋著政治標籤的濃重陰影。記得我在上海戲劇學院當院長的時候曾經主持過不少追悼會，發現一些藝術家去世後，為他們寫的悼詞裡只說政治待遇，做過什麼代表、什麼委員，做過副系主任，可能又做過退休職工管理小組的副組長……至於他們在藝術上不同於別人的成就和突破，卻沒有出現在悼詞裡。我曾試圖改變這種狀況，但是這已成了一種習慣，很難改。我們學院改了，其他單位仍然如此。不信大家可以翻翻某些新出的大型辭書，裡邊寫到當代藝術家、科學家的生平，也都以政治名號、行政職務為主，幾乎不會評述他們的專業成就。同樣，一個作家的等級，也很自然地根據他是政協委員、還是政協常委來定了，完全不在乎他到底寫過什麼。每次想到這種情況我都會自我嘲笑：像我這樣一個辭光了一切職務，又不願擔任任何一個級別代表、委員的人，百年之後的悼詞，大概只剩下性別和生卒年月了。
中國幾千年的專制集權，積澱成了一種“官本位”的文化思維。這種思維，蔓延在官場已經讓人感到厭惡，而滲透到了文化學術領域，則不能不讓人感到恐懼了。然而，問題的嚴重性在於，文化學術領域對此格外起勁，甚至超過官場。
根據“官本位”的文化思維，屈原失去楚懷王的寵信是他一生最大的悲劇。你們如果到圖書館去翻閱一下屈原研究論文，包括一部部《中國文學史》中寫到屈原的部分，都會發現當代竟有那麼多學者一直在大聲地惋嘆屈原沒有做高官，而且不怕重複地一再惋嘆。似乎如果屈原做了楚懷王身邊最忙碌的寵臣，忙碌到沒有時間寫詩作文，他們才會滿意。
這種惋嘆，他們並不僅僅對屈原。對於屈原之後的魏晉名士、唐宋文傑，他們都會惋嘆，惋嘆這些古人官場失意、仕途不暢。這實在是中國文化學術思維中最為奇怪的事情。他們好像一直要等到李白做了宰相、蘇東坡做了元帥、李清照做了武則天才不會惋嘆，一直等到《中國文學史》全部並人《中國政治史》才不會留有遺憾。
當政治話語凌駕於文化話語，文化座標就會亂成一團。在我自己的經歷中，曾經一再目睹過由於政治凌駕而產生的文化混亂。例如，在“文革”中，把作家分成“革命作家”和“不革命作家”，在“革命作家”中，又分成“去了延安的作家”和“沒有去延安的作家”。這麼層層疊疊分下來，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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