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餘秋雨:上次說到的幾段故事,體現了司馬遷的敘事功力,但在整體上,《史記》是散文結構,是一種以第三人稱“夾敘夾議”的超越型文筆。
我覺得用這種文筆來寫歷史最合適,因為在基本神韻上,歷史本身就是一篇大散文,或者說,歷史結構很像散文結構。它有情節又不完整,有詩意又不押韻,有感嘆又無結論一一這還不是散文麼?
更讓我高興的是,他的文筆,像歷史本身一樣樸素。
我們從上幾次討論中已經看到,司馬遷堅守著美學職能。因此,說《史記》像歷史本身一樣樸素,其實是在肯定樸素的美學基礎。樸素,是對奢靡的擺脫。不管是過去還是現在,擺脫文學上的奢靡,是一種艱難的努力。因為很多人都在追求奢靡,並把它看成是一種品級、一種時尚、一種美。
當時司馬遷身邊充斥的是辭賦之風。辭賦也有一些不差的篇章,但總的說來有鋪張、浮華之弊,空洞的詞章如河水氾濫,卻又因刻板的音節、對偶、排比而大同小異。在這種文字氣氛中,司馬遷用樸素多變、靈活自如、搖曳生姿的正常語言寫作,無異是一場浩蕩的清風席捲文壇。
但是,鋪張、浮華的文風不僅有一種慣性,而且還有一種代代再生的功能。直到唐代,韓愈、柳宗元用大力重新呼喚樸素文風,才成氣候。但是,在他們之後,這種呼喚還不得不一再響起,因為那個老毛病像一種間歇症一樣一次次復辟。
直到今天,請聽聽上下左右那麼多發言、報告、陳述,其中擁擠著多少套話、空話、大話,而且都那麼琅琅上口、抑揚頓挫。更麻煩的是,由於傳染和誘導,越來越多的人覺得那才美,那才叫文學性。
開始的時候,這可能與我們接受的語文教育有關。很多教師從一開始就誤會了。記得我上初中時在書店裡看到老合先生寫給青年作家的一封信,他說,寫文章有兩個秘訣,一是儘量不用成語,二是儘量少用形容詞。我當時一看如醍醐灌頂,因為這種說法與我們老師的說法截然相反。那天回家的路上,我心裡一直在兩個“老”字間掙扎:聽“老師”的,還是聽“老舍”的?最後我做了正確的選擇,聽老舍的。
我當時想,成語是中國語文中的財富,為什麼老舍主張“儘量不用”呢?後來看書多了漸漸明白,成語是遞給一般表述者做一般表述時的柺杖,在高水準的文學表述者看來反而會成為“型別化”的障礙。例如,哪裡會有一個真心的作家在描寫時間過程時會偷懶地去用“光陰似箭”、“日月如梭”、“白駒過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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