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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寫下過荒誕的小說，但是我不認為自己是一個荒誕派作家，因為我也寫下了不荒誕的小說。荒誕的敘述在我們的文學裡源遠流長，已經是最為重要的敘述品質之一了。從二十世紀西方文學的傳統來看，荒誕的敘述也是因人因地因文化而異，比如貝克特和尤奈斯庫的作品，他們的荒誕十分抽象，這和當時的西方各路思潮風起雲湧有關，他們的荒誕是貴族式的思考，是飽暖思荒誕。
卡夫卡的荒誕是飢餓式的，是窮人的荒誕，而且和他生活的布拉格緊密相關，卡夫卡時代的布拉格充滿了社會的荒誕性，就是今天的布拉格仍然如此。
有個朋友去參加布拉格的文學節，回來後向我講述他親身經歷的一件事。文學節主席的手提包被偷了，那個小偷是大模大樣走進辦公室，坐在他的椅子上，當著文學節工作人員的面，逐個拉開抽屜尋找什麼，然後拿著手提包走了。傍晚的時候，文學節主席回來後找不到手提包，問工作人員，工作人員說是一個長得什麼樣的人拿走的，以為是他派來取包的，他才知道被偷走了。手提包裡是關於文學節的全部材料，這位主席很焦急，雖然錢包在身上，可是這些材料對他很重要。沒想到過了一會兒小偷回來了，生氣地指責文學節主席，為什麼手提包裡面沒有錢。文學節主席看到小偷雙手空空，問他手提包呢？小偷說扔掉了。文學節主席和幾個外國作家詩人（包括我的朋友）把小偷扭送到警察局，幾個警察正坐在樓上打牌，文學節主席用捷克語與警察說了一通話，然後告訴那幾位外國作家詩人，說是警察要打完牌才下來處理。他們耐心等著，等了很久，一個警察很不情願地走下樓，先是給小偷做了筆錄，做完筆錄就把小偷放走了。然後給文學節主席做筆錄，再給幾位外國作家詩人做筆錄，他們是證人。這時候問題出來了，幾位外國作家詩人不會說捷克語，需要找專門的翻譯過來，文學節主席說他可以當翻譯，將這幾位證人的話從英語翻譯成捷克語，警察說不行，因為文學節主席和這幾位外國作家詩人認識，要找一個不認識的翻譯過來。文學節主席打了幾個電話，終於找到一個翻譯，等翻譯趕到，把所有證人的筆錄做完後天快亮了，文學節主席帶著這幾位外國作家詩人離開警察局時，苦笑地說那個小偷正在做美夢呢。我的朋友講完後說：“所以那個地方會出卡夫卡。”
還有馬爾克斯的荒誕，那是拉美政治動盪和生活離奇的見證，今天那裡仍然如此，前天晚上我的巴西譯者修安琪向我講述了現在巴西的種種現實。她說自己去一個朋友家，距離自己家只有一百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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