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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個十四歲，另一個十六歲，都是餐館裡的洗碗工。麥夫魯特和費爾哈特搬出其他房間裡的雙層床，用他們從四周找到的東西，按照自己的喜好各自佈置了一個房間。這是麥夫魯特離家出走後，也是他將獨自生活的第一個房間。他從楚庫爾主麻的一家舊貨店裡買了一個破舊的茶几，經得老闆同意從餐館搬來了一把椅子。餐館夜裡十二點關門之後，有時他們和洗碗工一起弄些下酒菜（乳酪、可樂、鷹嘴豆、冰塊，還有很多香菸），說笑著喝上兩三個小時。他們從洗碗工那裡得知，之前餐館裡的那場風波並不是因為洗碗工的偷竊行為而起，而是老闆和洗碗工小孩之間關係的敗露，引發了單元房裡睡雙層床的服務員們的憤怒和反對。他們讓洗碗工把這個故事又重新講了一兩遍，這為他們偷偷嫉恨年老的賓格爾老闆提供了一個良好開端。
兩個馬爾丁孩子的夢想則是賣貽貝塞飯。在伊斯坦布林乃至整個土耳其，所有做貽貝塞飯的都是馬爾丁人。他們不斷重複地說，儘管馬爾丁不靠海，但馬爾丁人攫取了貽貝塞飯的營生，而這得益於他們的精明和智慧。
當費爾哈特對那兩個孩子的馬爾丁民族主義情結感到厭煩時，他說：“那有什麼夥計，伊斯坦布林賣麵包圈的全是託卡特人，但我還沒聽到有人說，這足以證明託卡特人的精明！”“貽貝塞飯和麵包圈不是一回事。”孩子們反駁道，“所有開面包坊的都是裡澤人，他們也為此炫耀。”麥夫魯特舉了另外一個例子。這兩個唸完小學就來伊斯坦布林打工的孩子比麥夫魯特小七八歲，他們嬉鬧、活潑的樣子，他們津津樂道講述的關於老闆和其他服務員的離奇故事和傳聞，影響了麥夫魯特，很多時候，他發自內心地相信從他們那裡聽來的關於街道、伊斯坦布林和土耳其的事情。
記者傑拉爾·薩利克之所以可以如此強烈地抨擊國家，其背後是美蘇之爭，以及《國民報》的老闆是猶太人。阿迦清真寺的角落裡，向孩子們賣肥皂泡的肥胖男人，當然是便衣警察，全伊斯坦布林人都知道他發明的“飛舞的氣球”一說，然而他真正的任務是，為對面街道角落裡的兩名便衣警察做掩護，他們一個擦皮鞋，另一個賣阿爾巴尼亞炸羊肝。皇宮電影院旁邊的蘇丹牛奶布丁店裡，顧客吃剩的雞湯和雞肉蓋澆飯，被服務員收回廚房後不會扔掉，而是放在鋁盆裡再煮開和用熱水浸燙清洗，隨後又被燒成湯，做成蓋澆飯的澆頭或者雞胸肉泥牛奶布丁，端給顧客。敘爾梅內人團伙掌控著逃往雅典的希臘人的老房子，他們把多數房子租給經營妓院的人，而這背後則是，妓院老闆和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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