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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英文和希臘文。一入群書十數年，與小他十三歲的辜鴻銘可以說是無獨有偶。據傳，辜鴻銘趁馬建忠到訪新加坡時的拜見長達三晝夜，地點是海濱旅館（StrandHotel），據常理推斷，當時的馬建忠一定是臨時撥冗，而又一見如故，欲罷不能。
最不可解的，是辜鴻銘見了馬建忠，居然能聊那麼多，而當時辜鴻銘還沒有正式學習過華文，口說手寫恐怕都不十分便利，馬建忠行色倥傯，又不可能為這檳城來的年輕人別設一翻譯，那麼，他們是怎麼談話的？
但是，我們也可以這麼設想：兩個不能以祖國之言順利溝通的人，卻有那麼多異邦之語可以彼此達意會心，堪見二人在那三天之中，極可能還用上了希臘文、拉丁文，而所談的內容卻有如霹靂當頭，醍醐灌頂，對辜鴻銘產生了激烈而重大的影響。他踏出海濱旅館的第三天，就向“海峽殖民政府”辭職，更換滿清服飾，蓄起了腦後的髮辮。
辜鴻銘是怎麼了？
辜鴻銘的轉變是突然而劇烈的，這在中國近代史上十分少見。這裡必須先作幾個人物的對比。
在動盪的世局之中，觀察人物理念情懷之善變，不得不令人先想起梁啟超。劉成禺在《洪憲紀事詩本事簿注》引《後孫公園雜錄》說他：“梁邁賜先生，善變人也。”允為實論。
百日維新失敗，梁氏流亡海外，親見革命黨旅美華僑勢力雄厚，一變而聲稱服膺中山先生民族主義，藉《新民叢報》大事鼓吹；等到保皇立憲之說潛勢吸收會黨成功，一變而釋出《夢俄羅斯專制》一文，便拋開共和了。民國成立，梁氏應召入京，一開始又傾心於共和，再變而主張改《約法》，改終身總統各制。從一個“陰謀論”的角度來說，這是“長袁氏君主獨裁之慾”——就算勉強說得通罷；待籌安之會大興，帝制之議蠭起，梁氏又三變而寫下了《異哉所謂國體問題者》，還親自寫信給袁世凱，勸罷帝制。《後孫公園雜錄》接著說：“四變而以再造共和自命，門徒黨羽，連兵西南各省，梁先生親自出馬，赴肇慶軍務院都司令部矣。彼蓋默觀全國人向共和，故又主張恢復共和，乘此號召權位也。”
另一個機轉百出的是黎元洪。他從一個棲惶畏葸的清兵協統，搖身一變成為革命軍的神主牌位，再變為袁世凱的股肱之臣，三變為領導共和之大總統而啟動府院之爭，四變為坐擁鉅萬資財、傾心提倡教育的實業家。其間頂著“活菩薩”的諢號，卻能夠設計借袁世凱之手誅殺武昌首義元勳張振武，更是令人髮指。
無論是出於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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