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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連外國的使節也紛紛議論，稱他是“那個恫嚇者”。
談判毫無進展，大石公使焦急起來。三十八歲的少壯政治家，面臨一堵厚牆，必須想辦法突破。
事已至此，他希望政府派兵，佔領仁川及釜山的海關，以解決問題。
大石公使的這一提案，使日本政府大為狼狽。單方面出兵佔領海關，是公然違反與清廷締結的中日《天津條約》。從國際上觀察，這種強硬政策會使外國降低對日本的評價。
首相伊藤博文和外相陸奧宗光都駁斥了大石公使的提案。怎樣打破這種僵持局面呢？
這時，前任駐日本公使李經方致函日本政府，以探詢的口氣提議：“朝鮮問題是否由大石公使和袁世凱合力解決？”
他的探詢，可以認為是李鴻章的意思。
陸奧外相立刻做出反應。1893年4月12日，他給李經方覆信，轉請袁世凱出面調停。同時，向大石公使發出訓令，讓他接受袁世凱的調停。為此，日本外交部特派參事官松岡鬱之進赴朝鮮。大石公使大概為此扼腕不已。
大石陪同松岡拜訪袁世凱，鄭重其事地請他出面調停。
後來，事情進展也並不順利。5月2日，日本向朝鮮發出最後通牒，但又提出為了儘可能避免兩國決裂，行使武力之前留有兩週的猶豫時間。
急於成功的大石，打算越過朝鮮外署和議政府，直接見朝鮮國王，但未能如願以償。恰巧這時陸軍參謀次長川上操六訪問朝鮮。名義上是參謀次長，但參謀總長是皇家殿下，所以川上實際上就是軍事方面的最高負責人，視察旅行時，有伊地知幸介、田村怡與造等年輕的陸軍將領隨行。朝鮮國王不能不接見川上將軍，大石乘此機會，與川上一行人一起進入朝鮮宮廷，當面遞交了“最後通牒”。
看來似乎是大石巧妙地利用了川上訪朝的機會，但是，川上訪朝竟在這種時候，不是也可以解釋成對防谷令問題施加壓力嗎？
關於防谷令問題，袁世凱硬是堅持梶山曾經同意的六萬元，並且拒絕再加上黃海道防谷令賠償。對此，大石傲然地堅持十七萬元的賠償。
“這是人選的錯誤！”伊藤和陸奧都發覺起用大石是個失策。他一意孤行，竟決定把談判地點移到天津，他認為同李鴻章談判才能解決問題。
天津已有代理領事荒川已次，把伊藤博文首相的親筆信遞交李鴻章，信的內容是“防谷令問題的賠償金，日本放棄原來要求的十七萬元，願意降到九萬五千元，請說服朝鮮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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