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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是袁世凯本人，我们甚至还能够从这两句话里透见一九一一年的袁世凯正是“唯挟清廷以见重于革命党；又挟革命党以见重于清廷”。
只有他，能干出这样卑鄙的事来，早在二十四岁上就露了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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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能够暴露袁世凯奸邪狡诈嘴脸的历史证据很多，而且不只是历史学界，以二十世纪后半叶为范围来说，即使只是在台湾和香港坊间，就有大量名为《中外》《春秋》《新闻天地》《传记文学》《大成》诸如此类的杂志，以街谈巷议的腔调，借着见闻渊博的耆老回忆所谈，或者是有过新闻访员身份及经历者的回忆随笔，大量诉诸忆事怀人的文字，来补述一个已经消失的时代。
尽管——也许是为了故作惊人之论——这样的杂谈之中偶有翻案文字替袁世凯鸣不平，声称他深谋远虑，无私奉公，而且尤其是周旋于各方掎角之势、彼此不能回圜的事例之间，总是折冲尊俎，调和鼎鼐，还蒙上了窃国复辟之冤，这样立异鸣高的论调，也不是没有。
然而，当藤井贤一把“胡导演的遗愿”描绘得更清楚的时候，我的确吃了一惊。能够注意到韩国汉城大学奎章阁中保留了大量“谈草”的这件事，竟然是基于多年前胡导演赴韩拍摄《山中传奇》《空山灵雨》的一场意外遭遇，而也正因为意外，让胡导演想到了“二十四岁的袁世凯”这样一个起步点，打起了《扮皇帝》的主意。根据藤井贤一模糊的记忆，这跟当时胡导演剧组在汉城临时聘雇担任翻译人员的一位汉城大学学生有关。这个人叫柳亨奎。藤井贤一说出这个名字来的时候，我立刻掏出随身携带的小本子，抖着手让他给我写下那三个汉字——没错，柳亨奎。
柳亨奎年纪比我大两岁，但是进入辅大国文研究所的级别比我低一班，算是我的学弟。我们认上学长学弟是在一九八〇年秋天，《山中传奇》正是在前一年杀青上演的。那时候，从私人关系上说，我还不认识胡导演，但是柳亨奎却早在《山中传奇》还没开拍的时候就已经是胡导演的贴身翻译，也是他，偶然间告诉胡导演：“有一批早在一百年前就应该烧掉的‘谈草’，现在在我们学校的图书馆里。”
胡导演知道这种东西是昔年华洋交流的时代，特别是中、日、朝三国密切往来之际，公署领命执事之人会面交谈的第一手资料。应焚毁而未焚毁的文献，总会引起爱听故事、甚至爱说故事的人极大的好奇。当时，柳亨奎赚了一个小红包，导演则在心底埋下了一个拍片计划的种子。
歪歪斜斜写出柳亨奎的名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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