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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身於猶太復國主義運動。在二十九歲那年，他從阿哈德·哈阿姆那裡繼承了現代希伯來文化的核心月刊《哈施羅阿赫》的編輯工作。更為精確地說，約瑟夫伯伯從阿哈德·哈阿姆那裡繼承的是一份“文學期刊”，克勞斯納立即透過發明希伯來詞語“每月一次”，把它變成了月刊。
一個人有能力創造新詞並將其注入語言的血流中，這在我看來只是比創造光明與黑暗的人稍遜一籌。要是你寫一本書，你可足以幸運地讓人們讀上一陣子，直到其他更好的書問世，取而代之，但是創造一個新詞，則幾乎不朽。直至今天，我有時閉上眼睛，想象那位乾枯孱弱的老人，尖尖的白山羊鬍子很突出，鬚髯柔軟，雙手纖細，戴著俄式眼鏡，心不在焉地獨自拖著細碎的腳步，像格列佛身處大人國，而大人國裡那一群五光十色的冷漠的巨人、高大的鸛鳥、威猛的犀牛都滿懷感激地朝他彬彬有禮地鞠躬。
他和妻子範妮·沃尼克（自結婚之日起，她就不可避免地以“我親愛的琪波拉”著稱，或者是在客人面前以“克勞斯納夫人”著稱）把他們在敖德薩里米斯里納亞的家變成某種社交俱樂部和聚會場所，招待猶太復國主義者和文人墨客。
約瑟夫伯伯總是流露出酷似孩子般的喜悅。即便他談及他的憂傷、他深深的孤獨、他的敵人、他的痛楚和疾病、非墨守成規者的悲劇命運、他整個人生中不得不遭受的不公和屈辱，也在兩片圓眼鏡片後潛藏著壓抑的快樂。他的一舉一動，他明亮的眼睛，他粉紅色的嬰兒面頰發散出興高采烈、樂天達觀的活力，那是一種對人生的肯定，近似於快樂論。“我又是一夜沒有閤眼，”他對每一位客人都這麼說，“為我們民族憂心忡忡。為我們未來的恐懼。我們有些頭腦發育不全的領導人那狹隘的視角，在黑暗中壓在我心頭，比我本人的問題更沉重，更別說我的痛苦，我氣短，我患有可怕的偏頭疼。”（要是你把他的話當真，那麼他至少在20世紀早期到1958年去世為止沒有一刻會閉上眼睛。）
1917年到1919年，克勞斯納在敖德薩大學當講師，後成為那裡的教授。列寧的十月革命後，紅白雙方的血腥內戰使得敖德薩易主。1919年，約瑟夫伯伯和琪波拉伯母加上伯伯年邁的母親，即我的曾祖母拉莎—凱拉·布拉茲，從敖德薩啟程到雅法，乘坐的是“魯斯蘭”號。那是戰後第三代迴歸潮（戰後移民高峰時期）猶太復國主義者的“五月花”號。那年的哈努卡節，他們就住在耶路撒冷的布哈拉人居住區。
然而，我祖父亞歷山大和祖母施羅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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