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個半布林什維克”的小團體；同時給自己起了個與蘇聯同志類似的名字：博古諾夫。一九三〇回國後，他把“博古諾夫”省略成“博古”，在中華全國總工會宣傳部任幹事。一九三一年，在向忠發叛變的非常時期，經王明鼎力舉薦，博古年初任共青團中央宣傳部部長，四月任共青團中央書記，九月任共產黨臨時中央常務委員，直至成為中國共產黨的總負責人。一九三三年，博古連同臨時中央政治局到達瑞金蘇區。五月，被增選為中央革命軍事委員會委員。就這樣，當一九三四年巨大的動盪將要來臨時，博古的政治權力也達到了頂峰：在黨內，他任中央委員、中央政治局委員、政治局常務委員和中共中央書記；在政府中，他任中華蘇維埃共和國中央執行委員、中央政府主席團委員；在紅軍中，他任紅軍前方野戰司令部政治委員——這個擁有黨政軍大權的青年這時年僅二十七歲，除了讀過馬克思和列寧的書籍之外，沒有過任何從事革命武裝鬥爭的實踐。
當中國工農紅軍以巨大的代價完成了長征之後，博古在延安的一次中共中央政治局會議上說：“長征軍事計劃，未在政治局討論，這是嚴重的政治錯誤……當時是‘三人團’處理一切。”——放棄中央根據地，數萬紅軍大規模轉移，整個蘇維埃國家整體搬遷，如此重大的決策沒有經過政治局討論，如果博古的這個說法是真實的話，無論如何都令人難以置信。
一九三四年，中國共產黨經過六屆五中全會的改選，領導機構和組織程式已相對健全。中央政治局十一名正式委員中，除王明和康生在蘇聯、任弼時在湘贛蘇區、張國燾在川陝蘇區外，其他的委員博古、張聞天、周恩來、項英、毛澤東、陳雲、顧作霖均在瑞金；候補委員中除關嚮應在黔東蘇區外，朱德、王稼祥、劉少奇、鄧發、凱豐也在瑞金。當時的書記處成員在黨務、政府、工會等方面各有分工：黨中央設有由李維漢任局長的組織局，中央大量的日常工作由組織局處理。政府方面，雖身為蘇維埃政府主席的毛澤東已不能有效地行使權力，但是身為副主席的項英大權在握，人民委員會主席張聞天也有相當的權力。而在軍事上，朱德是中央政府的軍事部長、中央革命軍事委員會主席、中國工農紅軍總司令，周恩來任中革軍委副主席兼紅軍總政委，王稼祥任中革軍委副主席兼紅軍總政治部主任，劉伯承任紅軍總參謀長。中革軍委下屬的總司令部、總供給部、總衛生部、總兵站部、總動員武裝部等機構十分健全。由此可見，當大規模軍事轉移計劃形成的時候，博古和李德應該無法完全取代中共中央和中革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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