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驚，他說南北韓分裂並不是朝鮮民族最重要的問題，他認為最重要的是朝鮮民族是在中國、日本、俄羅斯和太平洋對岸的美國這四個大國的包圍中生存。崔元植教授的回答使我對韓國的學者和作家所倡導的民族文學有了進一步的理解，也就是白樂晴教授所指出的民族的良心和文學的良心。
同時，也讓我想起了一位偉大的匈牙利作曲家巴托克（BARTOK），這位寫下豐富的旋律和迷人的節奏的音樂家，一生中的很多時間都是在農村採集民間音樂，於是人們就會知道他那些達到形式對稱和題材統一的作品來自何處：與農民們在一起的生活經歷，使巴托克獲得了成千首典型的馬扎爾、斯洛伐克、特蘭西瓦尼亞和羅馬尼亞等地的民間音樂主題。然而中東歐地區的民間音樂與巴托克的音樂有著更為複雜的關係，當很多人認為為民間旋律配和聲是一件容易的事，他們認為無論如何也比創作一個“獨特”的主題容易得多（這樣的看法其實就是白樂晴教授所指責的“隨便地閹割下來”的做法），巴托克不這麼認為，他在《農民音樂的重要性》一文中寫道：
“處理民間旋律是極端困難的。我可以大膽斷言，處理民間曲調和創作一首大規模的作品一樣困難。只要想到這一點就可以明白：民間曲調不是作曲家自己的作品，而是早已存在的作品，這便是最大的困難之一。另一個困難在於民間旋律的特別性格。我們開始必須認識這種性格，還要深入瞭解它，最後，在改編的時候要把它突出而不是掩蓋住。”
我相信文學也是一樣，一個優秀的作家必須瞭解自己民族傳統中特別的性格，然後在自己的寫作中伸張這樣的特別性格。在中國，許多人都十分簡單地將現代性的寫作與其文學的傳統對立起來，事實上這兩者之間的關係是互相推進的關係，因為一個民族的文學傳統並不是固定的和一成不變的，它是開放的，它是永遠無法完成和永遠有待於完成的。因此，文學的現代性是文學傳統的繼續，或者說是文學傳統在其自身變革時的困難活動。正是這樣的困難活動不斷出現，才使民族的傳統或者說是文學的傳統保持著健康的成長。
我感到，促使巴托克將其一生中最美好的時光安排在貧窮的農村，音樂只是原因之一，另一個原因更為深遠。雖然巴托克自己的解釋十分簡單，他說：“作為一個匈牙利人，我很自然地從匈牙利民歌開始我的工作，但是不久就擴充套件到鄰區——斯洛伐克、羅馬尼亞……”可是隻要從地理和歷史方面去了解一下這幾個在夾縫中的中東歐國家，就會對他們民族傳統中的特別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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