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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小說之門似乎就是這樣翕開了。這一年，我寫了第一篇小說，當然是寫在日記本上的。我寫的是一個高度近視的老人走錯廁所的故事，楊朋友看了，認為不錯，建議我改一改投給南京的《青春》雜誌。我改了，投了，像投進了蒼茫大海里，杳無迴音。儘管如此，卻並不氣餒，依然“潛心創作”，大有點痴心不改、樂在其中的意味，以致荒疏了學業。我的學習本來功底就不厚，學習都是臨時抱佛腳，當急救包用的，用完就丟了，沒有在根本上做治療，創口還在那，而且越來越大。到了畢業前，我的專業課成績在班上幾乎落到了最後幾名，但我不以為恥，因為“我會寫小說”。那段時間，寫小說成了自我欣賞、甚至鄙視專業的一面鏡子，極大地滿足了我青春的虛榮心、反叛心。但其實那時寫的所謂小說，都是狗屁不通的一堆垃圾。
真正有點感覺是到1986年，我看了美國作家塞林格的“青春小說”《麥田的守望者》，我的第一感覺是它像一個反叛青年的日記，第二個感覺——我覺得我應該像以前寫日記一樣地寫小說。繞了一大圈，原來小說可以像日記一樣地寫！這個發現給了我熱情和力量。於是，我回到了過去，回到一個人喃喃自語的狀態，就這樣折騰出了一個近兩萬字的東西，我給它命名為《私人筆記本》。先投給《福建文學》，退了，但編輯覺得這是個好東西，退稿時專門附了信，鼓勵了我，還客氣地邀請我去他家玩。我也去了，還帶去了又一篇小說，但編輯看了覺得還不如《私人筆記本》。就在這時，軍區文化部在上海辦了個文學創作班，給我們單位一個名額，由宣傳科來落實人頭，前提是去的人必須要帶一篇小說。當時我跟宣傳科一名幹事有些接觸，他知道我在寫小說，就安排我去了。我帶去的就是《私人筆記本》，當時負責辦班的幾位作家，像江奇濤、何曉魯，看了我的東西，非常振奮，把我隆重地推薦給了當時很走紅的作家，也是《崑崙》雜誌社的編輯海波。海波看了，也覺得不錯。到這時，這個東西和我才迎來了一線生機。
小說最後更名為《變調》發在《崑崙》1988年第一期——這就是我的處女作。在此之前，海波把我列為他培養的重點作者，安排我參加了兩次活動，一次在廣東萬山群島，主要是讀書，討論；另一次是在北京昆明湖邊，主要是寫東西，關了一個月，寫了一箇中篇，即《人生百慕大》，也是發在《崑崙》上的（1988年第五期），還得了《崑崙》雜誌當年的優秀作品獎。就是憑著這個獎，第二年我上了解放軍藝術學院。軍藝當時很火的，走出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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