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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孟子就問，先生不遠千里而來，有何計策，可以利寡人之國乎？”
“孟子說我之所以說王不應該言利，是因為王乃一國之主，人之表率。”
“王若是惟利是求，說‘何以利吾國’，則此端一倡，人人皆效尤。為大夫的便計算說‘何以利吾家？’為士庶人的便計算說‘何以利吾身？’上取利於下，下取利於上，上下交相徵利，而弒奪之禍起，國從此危矣。”
“此所謂萬乘大國，弒其君者必千乘之家；千乘之國，弒其君者必百乘之家；萬取千焉，千取百焉，不為不多矣。”
張居正講起了孟子，正好，和今天還田的事兒所對應，一國的君王，唯利是求，弒奪之禍必起。
譚綸是進士出身，自然懂這個道理，他說抄家，就是調解下氣氛，說到還田時，氣氛太過於緊張了，恨不得不能呼吸一樣，茲事體大。
朱翊鈞頗為認同的說道“唯利是求，就會弒奪之禍，千乘弒萬乘，百乘弒千乘，立刻就會變成禮樂征伐自諸侯、家臣出，天下無道。”
“可是，一國之君，不應言利嗎？”
張居正立刻否認道“當然不是。”
“孟子曰王何必曰利？亦有仁義而已矣。仁者，心之德，愛之理；義者，心之制，事之宜；”
“此處為亦有，也有，孟子說，君王不是不應該言利，而是不能只說功利，也應該好仁義。”
就像是知行合一，就像是孔夫子赤子之心純白至質一樣，在漫長的歷史長河中，經過了不斷的解讀再解讀，慢慢的失去了本意，當開啟這些經典，按照其本意去理解，就發現，其實孔孟之道，並非不言利，只是相比較之下更重仁義。
可是讀書人讀著讀著，就變成了恥於言利，不應言利。
張居正接著說道“孟子跟梁惠王說治國需要仁義，是因為當時王道不明，人心陷溺，各國的遊士，莫不是以功利之說，阿奉君王，就盡是些苟且之言，而孟子獨舉仁義，是為了遏制人慾橫流，存天理於即將毀滅之時，其有大功。”
“七篇之中，無非此意，讀者宜詳味焉。”
孟子只說仁義，是孟子所處的環境下，世上的公功利之說已經足夠多了，而不是孟子不講功利，若是隻讀《孔子》、《孟子》，死板教條，而忽略了當時的社會情況去理解聖人訓，一定無法理解聖人的本意。
“先生大才。”朱翊鈞頗為感慨的說道“禮部尚書萬士和，之前為南衙縉紳申辯時，就曾經說過一句話惟曰仁義而已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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