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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我們可以更清楚地看到：使存在主義和荒誕哲學在20世紀50年代的文學領域中獲得如此威望的，正是法國文化的卓越地位。其影響並非侷限於歐洲範圍，還波及了美洲和非西方國家。
正是這種年輕的樂觀主義，促使加繆在《局外人》中，把法國主人公輕率地殺害一個阿拉伯人的事件描述成哲學問題，而非殖民問題。因此，當有哲學學位的聰明作者談到氣憤的傳教士，或者苦苦追求名氣的藝術家,或者騎腳踏車的跛子,或者和情人一起去海灘的男子時，他可能早已神遊萬里，陷入令人目眩、富有啟示的形而上的沉思中。在所有這些小說裡，他像一位鍊金術士把賤金屬變成細工飾品一樣，透過重組生活中的平凡細節，寫出精緻的哲學作品。而這一切的基礎，就是法國哲學小說的悠久歷史。加繆和狄德羅一樣，都屬於這個傳統。加繆的獨特性，在於他輕而易舉就融入了這一傳統，它帶有海明威式的短句和現實主義的敘述風格，它離不開尖酸巧智，離不開稍帶書生氣、有點權威的腔調。雖然這些小說屬於涵括愛倫·坡和博爾赫斯在內的哲學短篇小說傳統，但它們的華彩、活力和氣氛，都得力於小說家加繆的描述能力。
讀加繆的作品，讀者不可避免地會對兩件事印象深刻：加繆與其作品主題之間的距離；加繆與他那柔和、近似於低聲細語的敘事方式之間的距離。他似乎總在猶豫，要不要帶讀者進入到故事的深處，還是把我們懸置在作者的哲學擔憂和文字本身之間就算了事。這也許反映了加繆在生命最後幾年裡所遭遇的文思枯竭的難題，這是毀滅性的難題。有人在《啞巴》（The Mute）開頭的段落裡看到了它的端倪。在這本書中，加繆有意識地提到了變老的問題。在另一個短篇小說《工作中的藝術家》（The Artist at Work）裡，我們也能感覺到，加繆在生命最後階段裡的生活過於激盪，而且名譽也成了太過沉重的負擔。但真正摧毀加繆的，毫無疑問就是阿爾及利亞戰爭。作為一個法裔阿爾及利亞人，他對地中海世界的愛與對法國的忠誠無法調和，他最終被壓垮了。雖然他明白，正是戰爭激起反殖民的怒火和暴力的反抗，但他並沒有像薩特一樣採取強硬姿態反對法國。因為當時，他的不少法國朋友正被爭取獨立的阿拉伯人用炸彈奪去生命，或者，按照法國新聞界的說法，這些朋友是被“恐怖分子”奪去生命的。因此，他選擇了沉默。薩特在好友加繆去世以後，寫了一篇動情、感人的文章，裡面探討了加繆有尊嚴的沉默裡所隱藏的深重困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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