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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九八九年元旦的第二天，安詳的史鐵生坐在床上向我揭示這樣一個真理：在瓶蓋擰緊的藥瓶裡，藥片是否會自動跳出來？他向我指出了經驗的可怕，因為我們無法相信不揭開瓶蓋藥片就會出來，我們的悲劇在於無法相信。如果我們確信無疑地認為瓶蓋擰緊藥片也會跳出來，那麼也許就會出現奇蹟。可因為我們無法相信，奇蹟也就無法呈現。
在一九八六年寫完《十八歲出門遠行》之後，我隱約預感到一種全新的寫作態度即將確立。艾薩克辛格在初學寫作之時，他的哥哥這樣教導他：“事實是從來不會陳舊過時的，而看法卻總是會陳舊過時”。當我們拋棄對事實做出結論的企圖，那麼已有的經驗就不再牢不可破。我們開始發現自身的膚淺來自於經驗的侷限。這時候我們對真實的理解也就更為接近真實了。當我們就事論事地描述某一事件時，我們往往只能獲得事件的外貌，而其內在的廣闊含義則昏睡不醒。這種就事論事的寫作態度窒息了作家應有的才華，使我們的世界充滿了房屋、街道這類實在的事物，我們無法明白有關世界的語言和結構。我們的想象力會在一隻茶杯面前忍氣吞聲。
有關二十世紀文學評價的普遍標準，一直以來我都難以接受。把它歸結為後工業時期人的危機的產物似乎過於簡單。我個人認為二十世紀文學的成就主要在於文學的想象力重新獲得自由。十九世紀文學經過了輝煌的長途跋涉之後，卻把文學的想象力送上了醫院的病床。
當我發現以往那種就事論事的寫作態度只能導致表面的真實以後，我就必須去尋找新的表達方式。尋找的結果使我不再忠誠所描繪事物的形態，我開始使用一種虛偽的形式。這種形式背離了現狀世界提供給我的秩序和邏輯，然而卻使我自由地接近了真實。
羅布—格里耶認為文學的不斷改變主要在於真實性概念在不斷改變。十九世紀文學造就出來的讀者有其共同的特點，那就是世界對他們而言已經完成和固定下來。他們在各種已經得出的答案裡安全地完成閱讀行為，他們沉浸在不斷被重複的事件的陳舊冒險裡。他們拒絕新的冒險，因為他們懷疑新的冒險是否值得。對於他們來說，一條街道意味著交通、行走這類大眾的概念。而街道上的泥跡，他們也會立刻賦於“不乾淨”“沒有清掃”之類固定想法。
文學所表達的僅僅只是一些大眾的經驗時，其自身的革命便無法避免。任何新的經驗一旦時過境遷就將衰老，而這衰老的經驗卻成為了真理，並且被嚴密地保護起來。在各種陳舊經驗堆積如山的中國當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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